郑和（公元1371－1435年） 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郑和约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幼年时的郑和已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1382年元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给带到南京，受阉，作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成为朱棣的近侍。

　郑和在燕王府期间，因为学习刻苦、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勤劳谨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被朱棣选在身边作为贴身侍卫。此时的郑和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光荣传统和领袖才能开始逐渐显露，在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参加了多次战斗，建立了许多战功，成为朱棣夺取政权即位称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对跟随自己多年的武将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为宦官的郑和，朱棣赐 "郑"姓与郑和，又将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由于郑和又名"三保"，所以人们也叫"三保太监"。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又担任内宫大太监，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郑和下西洋，比其他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郑和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已有诸多媒体竞相刊载纪念文章。其中不乏“郑和发现美洲”、“郑和发现澳洲”、“郑和叫板哥伦布”(其实是某些作者在叫板)，这些不无偏激之嫌。然而无论何种论调，均不应脱离历史事实。民族虚无主义固然不妥，但事事均要争“天朝”第一，也未必合理。郑和“经事三朝(永乐、洪熙、宣德)， 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凡三十余国”，其经历,其见闻，俱在国家正史《明史》中的《成祖本纪》、《宣宗本纪》、《郑和列传》、《外国列传》等篇章之中。舍此而去追逐野史闲谈，横生枝节，自然落笔不免离题千里。

　本文依据《明史》等相关史料，将下西洋的史实辑录成篇，读者阅后，自当明鉴。

　一、郑和七下西洋的起讫时间

　在发动机问世之前，古代航海须借助风帆。由于季节风向的变换，下西洋船队多于冬季出发，以顺应东北季风；常于夏季返回，以顺应西南季风。

　《明实录》记述：“永乐三年六月已卯(1405年7月11日),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郑和船队由200余艘海船组成，其中最大的“宝船”长达44丈、宽达18丈,可乘上千人。此外还有座船、粮船、兵船、马船。郑和携带着国书——明成祖的诏书，国礼——金银、绸缎、瓷器等以及用于商贸的大批商品和资金，率领着使团、卫队、文书翻译及工匠差役共3万余人，浩浩荡荡由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先到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并等候季风。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船队拔锚扬帆，首航占城(今越南南部)，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郑和七下西洋的起讫时间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1405年)出发，五年九月(1407年)返回。

　第二次——永乐六年九月(1408年)出发，九年六月(141I年)返回。

　第三次——永乐十年十一月(1412年)出发，十三年七月(1415年)返回。

　第四次——永乐十四年十二月(1416年)出发，十七年七月(1419年)返回。

　第五次——永乐十九年正月(1421年)出发，二十年八月(1422年)返回。

　第六次——永乐二十二年正月(1424年)出发，当年七月明成祖死后返回。

　第七次——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出发，八年闰八月(1433年)返回。

　有文章说,郑和下西洋应该是八次,因其中一次系“短期出差”,故未计算。此种说法在《明史》中未见记载,缺少确证。

　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时，年已62岁，以后再未出海，后于1435年64岁死去。
　二、郑和七下西洋都去过哪些地方

《明史·郑和列传》在记述郑和“所历凡三十余国”时，具体列出了占城、爪哇等37国的名单。当年郑和每到一国，均先安排外交会见，向当地君主宣读明成祖的诏书。除具体针对某国某事件的特定诏书外，通用各国的外交诏书内容是这样的：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抒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宣读诏书之后，双方互赠国礼，会盟饮宴，展开贸易。有时还要替各国调解纠纷。各国君主了解到明朝国势强盛、物产丰富和友好交往的意愿之后，纷纷派遣使臣回访，有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当然在明成祖看来，外交成果的标志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船队前两次的出访行程,均至印度半岛南端为止。所至主要国家有:

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苏门答喇及旧港(印尼苏门答腊)、浡泥(印尼加里曼丹)、爪哇(印尼爪哇岛)、满喇加(马六甲)、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喇(孟加拉)、古里(印度卡利卡特)等。

郑和船队后五次的出访行程,向西越过印度半岛,行抵中东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赤道以南,所至主要国家有:

忽鲁漠斯(伊朗霍尔术兹)、祖法儿(阿拉伯半岛东部)、阿丹(也门亚丁)、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喇哇(索马里巴拉韦)、麻林(肯尼亚马林迪)等。

纵观《明史》所载，无论是郑和船队的行程，还是各国君主或使臣来华访问的纪录,均未见涉及美洲和澳洲。

三、什么是“西洋”?

《明史·外国列传》载:“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也就是说,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为界,东边的太平洋为“东洋”,西边的印度洋为“西洋”。“西洋”,也包含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南洋”地区。

《明史·外国列传》说:“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可见,郑和也是到过文莱以东海域“东洋”的。由于“东洋”的国家数量较少,如日本、朝鲜、琉球等,自古就与中国交往频繁,而“西洋”的国家数量很多,其中不少是自郑和首访才为中国所知,继而与中国产生外交往来的,所以,郑和的外交航海被称为“下西洋”。

四、东、西两洋列国凤貌《明史·外国列传》用了很多篇幅介绍外国的风土人情。由于郑和下西洋是由福建放洋,途中也顺访过许多“东洋”国家和地区,所以这里将部分“东洋”风貌与“西洋”国家一并介绍。

琉球——因气候炎热，民俗少穿衣物，所以不重视珍贵的绸缎，而喜爱实用的瓷器和铁锅。后来明朝送礼就送锅碗、盆碟，大受欢迎。

吕宋——“佛郎机人”（欧洲殖民者）要求吕宋国王给予牛皮大的土地以供落脚，结果将牛皮剪成细丝，圈地数千丈。听起来与葡萄牙人诈取澳门土地的传说何其相似。

鸡笼山——在彭湖东北，距泉州不远。因当地人冷落使团，遭郑和戏弄，赠他们每家一个铜铃，挂在脖上，视其为“狗国”。不料后来铜铃在当地成为宝物，富人脖子上挂着好几个，还夸耀说是祖上的遗产。

苏禄——地贫瘠，少粟麦，民食鱼虾，煮海为盐，酿庶为酒，织竹为布。苏禄国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访问北京，归途病逝于德州。至今德州还有安姓人和温姓人，是为国王守墓的苏禄后裔。

猫里务——海中小国，国民最守诚信，商人愿去贸易。中国商人都说，“若要富，须去猫里务”。

文郎马神——原用香蕉叶装饭，与华人贸易得到瓷器后，极为喜爱。人死后装入画龙的瓷瓮为棺。深山里有个乌笼里惮村，村人长有“尾巴”。

占城——其国无霜雪，四季皆似夏，草木常青。无纸笔，用羊皮槌薄熏黑，削细竹蘸白粉写字，壮似蚯蚓。鱼腐烂方为美食，酒生蛆方为美酒。中国人最珍爱的乌木、降香树,在那里被当柴烧。

真腊——国有金塔、金殿、金桥30余座,故谚称“富贵真腊”。人死后置之野地,被鸟啄食称为“福报”。

旧港——水多陆少,酋长才可以陆居。居民编筏筑屋于上,系于木桩,水涨筏浮,搬家则拔桩漂走,极为方便。

浡泥——华人移民很多。长官叫“那督”。至今马来西亚还有一种爵位就叫“拿督”。

满喇加——当地人淘溪沙取锡炼块,称为“斗锡”。至今马来西亚仍以产锡闻名。

古里——富家种椰树数千株。椰子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制油、糖,亦可当饭。树干可建屋,树叶可当瓦,椰壳可作杯,椰毛可制绳,真是个椰子国。

祖法儿——其人高大健壮。逢到礼拜日,会放下一切工作去礼拜寺。其国有“驼鸡”，颈长似鹤,脚高三四尺,毛色也像骆驼(就是驼鸟）。

阿丹——永乐十九年(1421年),曾向明朝赠送“麒麟”,前足高九尺,后足高六尺,颈长一丈六尺二寸,短角、牛尾、鹿身。吃粟豆饼饵。“麒麟”在中国引发轰动,大受皇帝赏识。因为古书说,天下太平,帝王圣明,麒麟才会出现。其实是长颈鹿。

木骨都束——其国滨海,地贫瘠不生树木,几年都不下雨,人垒石为屋,用鱼干喂牛羊(索马里到现在还是不爱下雨)。

五种船合理配置

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多艘海船组成的一支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五类海船，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指挥船、战船、补给运输船、交通船等。
宝船的船体最大，上层建筑豪华壮观，为郑和、王景弘等领导成员乘坐的旗舰，也为使团的重要成员、外国使节所乘坐。马船，为中型宝船，是一种运输船，其功用与当时所谓的运输马匹的船相同，还兼有预备水军出征的功能。粮船，规模仅次于中号宝船，是装运粮食或食物的船，郑和使团每次奉命出使海外，往返需两三年，必须带足两万多人的粮食。战船，是船队用来自卫的船，能防海盗袭击，也兼有作战的性能，但广大官兵随郑和下西洋毕竟不是海外军事远征，因而战船较多时间作坐船运输士兵。坐船，是士兵所乘坐的船。
郑和下西洋用以上五种船，按用途进行合理配置，适宜远洋航行。这五种船能够容纳众多人员，载运大量物资，还能应对海上风浪的考验。

分属不同船厂建造

我国造船业历经秦、汉和唐、宋、元时代的发展，到明代达到顶峰，造船基地遍布全国濒海沿江各地，官办的造船厂不在少数。当时的造船业在吸取以前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用工限额、材料验收、木价核算、量材使用以及船舶检验等各种较为严密的制度，为后世船舶管理、船舶安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明初官办船场的规模相当可观，洪武年间南京龙江关设造船场，调取五省滨海四百多户熟练的造船工匠，“挈家于提举司隶”。造船场内部的分工也很细致，一些大的造船场，还附设有帆篷作坊、缆索作坊和铁铸作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造船业体系。
郑和下西洋远征船不仅种类多，数量多，在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船队的五类船，各由不同船厂来建造。宝船由当时的江苏南京官办的龙江船厂下属的宝船厂负责建造，其他种类的远征船分为苏、浙、闽沿海各地造船厂建造。据载，宝船的排水量3100吨，载重约2500吨。

严格的造船管理制度

郑和船队的船只在明朝廷的直接控制下，以强制劳役的方式进行生产。各船场所需造船原料，也由官府调配供应。宝船用料除在南京等地设园植树外，还在全国各地征集。主要船用材以楠木、松木、榆木与杉木为多，船的不同部位选用不同材料。船用生产材料的供给，由政府派往船厂的提举官吏下设的两司吏中的一人负责，另一人管理全厂各工种工匠。
各类船舶建造，生产第一线还有督管造船的帮工、指挥千户与百户各一人。这些职务由兵部考选廉勤者充任，5年一换，隶属中军都督府操江院。依靠这样一个精干的管理体系，船厂不仅有效地组织起32个工种、2000多工匠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管理，而且保证了船舶质量。同时，船场在生产上有严格制度，如“船完（工）之日，编为字号，次第验烙，仍将经造官匠姓名刻于船尾，如无故早坏一年，于官匠名下追补一分，二年递加。”
宝船厂按照工序进行工种分类，然后再依“厢”的行政组织来管理入籍工匠。全厂有船木梭橹索匠、船木铁缆匠、念匠与棕篷匠四类，各类又分为船木作、念作、铁作、篷作、索作、油作等30多个工种。第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第二厢出船木铁缆匠、第三厢出念匠、第四厢出棕篷匠。各厢匠人，以轮班或住坐两种形式，从事造船生产，这样除便于行政管理外，还利于加强技艺的切磋和技术质量的管理。船厂还设立志船（船舶设计）、敛财（原材料供应）、考衷（造船核算）、孚革（材料与船舶验收）等各项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使造船生产过程秩序井然，保证了各类船舶的建造质量符合长时间远洋航行的要求。

郑和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1371年，他生于现在的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他12岁入宫，34岁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历时28年，比西方著名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航海早半个多世纪，开创了我国通往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不愧为航海的先驱，海上的巨人，中华民族的 骄傲。

初夏时节，笔者怀着对郑和的崇敬心情，专程赴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采访。我们参观了郑和纪念馆、马哈只墓、郑和故里遗迹、碑林等文物史迹，对郑和的家世、伟绩等有了感性的认识，但是还有些疑虑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在晋宁县广电局方维林的陪同下，我们找到了郑和第十八代孙郑思良先生。

十八代孙昆阳仅有一人

郑恩良先生今年已73岁高龄，早年在晋宁县委统战部工作，退休后现在还担任云南省郑和研究会的理事。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有很好的工作，并早已自立门户。郑恩良夫妇在晋宁县政府的宿舍大院内，郑老先生一家，如今儿孙满堂，生活安宁幸福。

郑老先生告诉笔者，他本人是郑和的第十八代孙，现在昆阳郑和故里，第十八代孙仅他一人了。他说，郑和第十六代孙郑天才，以前住在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现在的昆阳镇郑和公园内），当时有9个子女。清朝咸丰年间，云南回族首领杜文秀起义，清政府对广大回民残酷镇压，全家（回族）迁往邻县玉溪石狗头村隐居。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因生活困难，又从玉溪返迁回昆阳。后来，郑和的第十五代孙，即郑恩良的曾叔祖从泰国靠马帮寄信给郑恩良的祖父郑天才，要他到泰国清迈帮助照顾生意、念古兰经。不久，郑天才就到了泰国，后来就一直没有回来，但常有书信和实物往来。郑恩良父辈兄妹（十七代孙）已散落在清迈、玉溪和昆阳三地。现在在昆阳，郑和的后裔已到了第二十代。郑恩良的直系亲属有20多人，旁系有30余人。

三保太监现有后裔400多人

郑和在历史上是个太监，缘何子孙满堂？郑先生说，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在明洪武十四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扫清云南的梁王（元朝残余势力），调集30万大军发起进攻。战争结束后，明军在经过昆阳时，把在滇池边玩耍的12岁的小郑和与他的伙伴抓到南京。郑和在明朝的皇宫里被阉割后做内宫太监。后来，郑和的长兄马文铭把他的长子马恩来过继给郑和，马恩来后来改姓郑。郑恩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郑万显，一个是郑庭显，所以子孙后代就不断沿袭下来，代代相传。目前在世界上郑和的后裔有这么三支：一支是云南玉溪的一支；另外是江苏南京一支；还有就是泰国清迈一支，人们称为“三支四地”。多出来的这一地，就是昆阳郑和的出生地，三支四地总人数约400多人。

郑和与他的船队到过台湾

在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墓志铭碑后面的阴碑上，刻录了郑和奉命回乡扫墓情况的几行字，是不是郑和亲自所写？郑老说：“这几行字，史料上虽没有记载，但玉溪和昆阳两地的郑和后代口头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确认是郑和所写。”

“听说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曾经到过台湾，有没有这回事？”笔者又提出新的问题。郑老说：“先祖郑和下西洋曾到过台湾，在史料上是没有记载的，但是郑和的后代一代一代口头流传下来，都说郑和与他的船队是到过台湾，还把大陆上很多物资和先进技术带到了台湾。”他说，当时，台湾凤山县淡水社一带民众患流行病。郑和命人投药水中，叫患者跳入水中洗澡沐浴，几天后患病者痊愈。后来，郑和船队上的炊事员把带去的生姜栽种在凤山县山岗上，几个月后生姜满山遍野都是。大陆生姜在台湾种植成功后，台湾民众就把它尊称为“三宝姜”，以示纪念。

笔者翻阅了不少资料，郑和船队到过台湾，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是除郑和后裔口头流传外，台湾有“三宝姜”，确实是重要的物证。因为，当年郑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许多遗迹。如马来西亚有“三宝镇”，马六甲有“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塔寺”、“三宝城”，新加坡有“三宝山”，爪哇有“三宝井”、“三宝洞”，印尼有“三宝大人”等等，世界各国人民为纪念郑和，为他修庙立传，都用郑和的俗称“三宝”来命名。（

印尼第五大城市三宝垄，其中文名称来自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相传郑和曾在当地一个山洞中歇息，“三保洞”从此闻名。久而久之，“三保洞”被叫成了“三宝垄”，并且逐渐成为了这个地区以及后来城市的中文名字。

坐落在三宝垄市西北郊的三保庙，历史上几经修葺，延续数百年。这里记载了印尼华人对郑和航海功 绩的追思以及他们艰苦创业、融入当地社会的历程。寺庙依山而建，红墙碧瓦，斗拱飞檐，四周树木葱茏。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三保庙正进行大翻新。以往放置在正门口的石狮、石像都被保护起来。三保庙主体三保洞，凹入山中，光线阴暗，仅十多平方米大小，“三保大人”塑像就供奉在这里。庙祝介绍说，真正的三保洞还在地下，因被地下水沉浸，年久失修，所以将塑像移到这里，等新三保庙落成后再重新安放。

三保庙内随处可见郑和“遗迹”。洞前一口直径3米多的三保井，据说是当年郑和亲手挖掘。井水被视为圣水，可“抵御百病”。另一处配亭内供放着两米多高的大铁锚，据称是郑和船队当年所用之物。庭院里一条石船，船体斑驳。船中一棵榕树长得枝繁叶茂。印尼有家报纸报道说，榕树盘根错节，象征着郑和船队缠绕着的铁链。

三保庙带有多种宗教的痕迹。每年的祈祷活动中有道教节日，也有伊斯兰教节日。庙内还供奉有儒教圣人孔夫子的塑像。新三保庙主殿高三层、25米，用90根粗大柱子支撑，不建围墙，吸收了伊斯兰的建筑风格。三保庙的这一特点，既有东南亚华人背景多元化的原因，也表现出华族与原住民的交往和融合。

华夏子孙感激之情

中爪哇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主席李伯图说，三保庙不断扩建，香火旺盛，代表海外华夏子孙对中华文化的保留和传承。尽管史书上有更早的记载，但当地华人还是愿意把郑和下西洋看作祖先移居印尼的开始。庙内一座郑和纪念碑记载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郑和……受命以来，……宣扬文化为主旨，所到之处，备受各国欢迎，且派使臣往还，藉作题报之谊，五百年来邦交弗替，故吾侨来此谋生者络绎不绝。”据李伯图介绍，每到农历六月二十九（相传郑和首次来到三宝垄的日子），来自印尼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三宝垄，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其中一项是把供奉在历史悠久的大觉寺内的郑和塑像，由众人抬着到三保洞游行，队伍可长达几公里，场面异常热烈。

不仅华人，印尼其他族群的人们也对郑和充满尊敬。李伯图说，中爪哇省长马罗提扬托认为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和平交往的使者。省长本人亲自担任中爪哇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顾问，在他的倡导下，今年8月初中爪哇省将举行隆重的郑和下西洋纪念活动，弘扬郑和致力友好交往的精神。

清真寺以“郑和”命名

参观印尼东爪哇省省会泗水的郑和清真寺有一种独特感受。这虽是一座清真寺，但却红墙绿瓦，雕梁画栋，带有明显的中国佛教建筑的特点；而大厅内所用拱门，又借鉴了天主教堂的设计风格。清真寺旁的围墙上，还雕刻着郑和下西洋的大型浮雕。印尼东爪哇郑和基金会主席柳民源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而采用这种独特设计的原因，是希望多种宗教文化能够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600年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出使各国，弘扬中华文明，也为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发挥了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尼华人并不多，而很多印尼原住民对华人非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也充满误解。作为一名华人穆斯林，柳民源希望多种宗教和平共存，各个族群相互融合。十几年前，当他读到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也是一位穆斯林时，心潮澎湃，并由此萌发了兴建郑和清真寺的想法。他觉得，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功绩，不能忘却他在宣传宗教平等、族群融合方面的贡献。

中国印尼文化交融

1991年，印尼东爪哇郑和基金会成立。1997年，基金会出版了印尼文和中文双语版介绍宗教习惯的《新兄弟手册》。用销售这本手册获得的5亿印尼盾（1100印尼盾约合1元人民币）和向银行贷款的20亿印尼盾，基金会买下地皮筹建郑和清真寺。印尼国内外华侨华人对此反响热烈，积极捐款捐物。他们认为，郑和清真寺不仅为印尼的华人穆斯林提供了活动场所，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增进华族和其他兄弟族群的团结。2003年5月，郑和清真寺落成。

谈到建立郑和清真寺的意义，印尼华人穆斯林学者潘仲元告诉记者，先知穆罕默德有句圣言：要追求知识，远至中国在所不辞。他解释说，先知认为中国是知识的发源地之一。印尼和中国两国人民应当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前来郑和清真寺的不仅有华人，也有原住民。他们中有交通警察、工人，还有住在附近的居民。一位名叫范迪的警察说，郑和清真寺是一所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体现了中国和印尼文化的融合，他喜欢到这里来做祷告。居民哈桑说，郑和清真寺的氛围让他们感到既亲切又新鲜，“大家平时都爱来这里坐坐”。（

郑和率大队船舰，众多人员，花费钜大，在28年间，不为战事，连续下西洋七次。这样大规模之远洋船事，在中国史上只有一次，在世界史上也绝无仅有。不可能认为是偶发事件，而必有极强烈的动机，及坚定的目的。所以向来为研究郑和历史者所重视，而常被提及探讨。与其它两个大问题 — 郑和宝船有多大? 与郑和船队到过那些国家(或城池)? 共为鼎立三足或三大悬案。在本篇里，我们先谈其动机及目的，以后再谈其它二问题。

下西洋之动机及目的，可能有多种多方面，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轻重之别。已经被提出之要项，大略可分为皇位继承，政治，外交，贸易及文化五方面。下文依次浅谈各方面之可能性及其相对重要性。

(一)皇位继承方面

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南京，火烧皇宫，但过后没有找到其侄建文帝的遗体。朱棣虽马上自号永乐帝，但对于此事及建文帝遗臣跳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之一主因为追寻建文帝。此种说法不可能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二)政治方面

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对明朝产生危机，永乐帝还亲征几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已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下篇会再详述)。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警察」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三)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竞竞之感。所以「扬威跃武」做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因为下西洋七次中，郑和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故近二十年来，常常有人倡言: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但这是表面、肤浅、「自吹自擂」，「自己往脸上贴金」之说而已。想想西洋小国会认为这是「和平」之举吗?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尚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以前朝贡国就不来了。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综观之，明初永乐之「外交」实是现代「金钱外交」之历史先例而已。

(四)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五)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本人综合分析之结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最根本目的，是希望海外各国来中国朝庭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真正「天命之子」而非篡位之帝。这种作为方式则是花国家大钱，买通其私人威望的「金钱外交」而已。所以永乐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目的是满足专制帝王私欲，跟所谓国际间「和平之旅」无关。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客座教授 苏明阳）

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像航标灯一样闪耀在茫茫夜海整整600年。这个有如启明星般的名字，曾点燃十五世纪的文明曙光，辉映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航路。这位航海先行者以智慧为舵、意志作桨，扬起和平的风帆，饮风餐浪二十八载，犁波耕澜数十万里，筚路蓝缕，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1405年7月11日，郑和这位10岁入宫为太监，跟随主子金戈铁马南征北战，为明成祖朱棣登基立下赫赫战功的宦官，雄姿英发，目光远眺。他的麾下是200多艘战船载着27000多名壮士。在高樯重桅、旌旗猎猎的隆盛威仪中，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史诗般的航程。到1433年，他的船队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出发87年之后，意大利人哥伦布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被他误认为是亚洲岛屿的美洲新大陆；92年之后，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着郑和当年开辟的航线抵达印度西海岸；116年之后，葡萄牙人麦哲伦穿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后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郑和以率先近一个世纪的脚步，领跑了世界航海探险运动。

　　拂却600年烟云，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一页班驳的历史，重新端视郑和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航海家，重新仰视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那一叶斑斓的风帆。

　　智慧之光

　　思想有多远，步伐才能走多远；目光有多宽广，胸怀才能有多博大。郑和每次远航，都是万人出征、百舸齐发，帆阵如云、旌旗蔽天，其规模之庞大、组织之严密、装备之精良、气势之旺盛，让亚洲任何一个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都“无与匹敌”。而后来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船队只有几条船，最多不过20条船。

　　场面之壮观固然令人称叹，但郑和之帆所绽放的智慧之光更令人称奇。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涉及结构力学、流体力学、磁力学、工程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生物学、医学等多门学科，代表了科技领域的最高成就。郑和宝船从结构到机巧无一不闪烁着智慧的灵光，令欧洲造船业难望其项背。当年这支庞大的木船编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海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不能不说是航海史上的奇迹，他们运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指南针，通过星辰定位，精确引航；他们采用昼行认旗、夜行认灯等方式，实现船舶间的联络、调度；他们绘制出标有530多个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名称的《郑和航海图》，准确、形象、丰富、完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成为包括亨利王子、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航海家竞相秘密寻找的资料……智慧之光，照亮了沉沉夜幄。

　　海路遥迢，水天茫茫，荒岛暗礁、冰川海沟、漩流风暴无数，可谓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云谲波诡中不会没有桅断桨裂之苦，风蚀浪损中不会没有折戟沉沙之灾，但郑和带棺出海，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表现出非凡的胸怀与气魄、超人的胆识与勇气、卓越的才能和智慧，以他的勤劳、勇敢和聪明，完成了一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一个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征帆如碑，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伫立在五千年如铁的长风中，雄峙瀚海600年。

　　文明之舟

　　走出国门需要自信，更需要实力。

　　15世纪以前，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1405年，法国尚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中期，兵燹频仍，生灵涂炭；英国正废除农奴制和劳役制，发展自耕农占多数的经济社会，并逐步形成英国民族国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处在奴隶制社会和部落纷争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仍然处在原始公社制社会阶段。而此刻的明朝正处在“永乐盛世”，国家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

　　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手笔皇帝之一。他继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诸多英明政策，战而不乱，开而不禁，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这位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修复秦长城、扩建大运河、建造紫禁城、编纂《永乐大典》、爱好天文的皇帝，登高望远，看到了蔚蓝色波光的诱惑，遂出台一系列发展造船工业、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的政策。由此，中华文明的脚步迅速从陆路向海上拓展。

　　郑和把大明王朝的铁锚抛扎在诸洋沿岸的港湾，也把中华古代文明种在了风情万种的异域。他忠实地执行“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致力弘扬中华礼教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手工艺、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肩负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与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重任。

　　郑和以舟楫之便，促进了部落间的融洽。长期生活在一定圈落的人们看到了异邦文明的多样性，滋生了对文明进步的向往。一些宣扬文化、宗教的使者，一些弃水登陆的水手，一些传播水稻种植技术、渔猎技术、织造技术的工匠，一些不经海上颠簸的老弱病残和在风暴中弃船求生者，被留在异域孤岛，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提升土著文明的作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几百年地，他们眼巴巴地眺望东方，等候祖国的宝船来接他们回家。濡湿的目光一次次地被连天洪涛挡住，凝成行行苦泪，最终风干成荒冢青碑上斑驳难辨的汉字。只是在若干年后，有人依稀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东方来的一条大船上下来的，有青瓷花瓶瓦罐碎片为证。两位秘鲁专家甚至发现美洲土著人的DNA与中国广东人相似。这一医学发现的背后，该有多少动人而又酸楚的故事！

　　和平之旅

　　郑和前后，世界各国林林总总的征帆风樯中，惟一堪称“和平之帆”的，是郑和的船队。

　　大明王朝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博爱仁慈的胸怀，以和为贵，广施博予，照顾各方利益，协调多边关系，既树立中国权威，又不伤及各国利益，远近岛屿一样亲近，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多个民族相互依存。他们以和合文化安抚各邦，以儒家礼仪教化四邻，以强大的海上武力震慑兴风作浪者，文宣武备，恩威并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维持国际秩序、维护诸国稳定、保障海上安全，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稳定。

　　郑和宝船上满载的是精美的金银、丝绸、瓷器、漆器、铁器、金幡、香炉、香油、中药、茶叶、食物、家畜、植物等礼物，以及操有各种手艺的能工巧匠、精通各种语言的翻译和佛教、伊斯兰教人士，沿途各国人民惊奇而热烈地迎接着这些来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穿着长袍彬彬有礼的使臣。郑和船队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海洋的节日和节日的海洋。

　　沿着郑和开辟的友谊之路，诸国君主使臣纷至沓来，献贡礼拜，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朱棣在位22年，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四个国家先后有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访华期间病逝，留下遗嘱要托葬中国，明朝都按照君王的待遇一一厚葬。

　　传播浩荡皇恩，普洒文明雨露，也使郑和赢得了声望和爱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人民到处为这位中国的“和平之神”、形象大使建庙竖碑，冠以“三宝”之名的庙宇、山城、街道、港口、宫殿、水井、石碑、禅寺，遍布各岛。人们不会为强盗树碑立传，只有和平的使者，才能享此殊荣！

　　航路漫漫，游历无数，但郑和船队没有建立任何自己的城堡、据点和殖民地，没有贩卖黑奴，没有强迫推广自己的语言。他的船队数次穿过马六甲海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有过一寸土地的要求。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几百年来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无数次地把战刀插在这个沟通东西方的咽喉上。一些航海家、探险者同时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为争霸海上，把地球“咬”成两半：西班牙独占美洲，葡萄牙抢占亚洲与非洲。哥伦布这位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热那亚水手，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要去“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和印度，就像当年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坚信“东方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蛊惑一样；葡萄牙海上远征队公开声称其在非洲西海岸的主要目标，是贩卖奴隶、寻找黄金和象牙。利益使航海家变成殖民强盗，在欧洲伸向亚洲的魔爪中数葡萄牙最凶狠，这个小国也因香料贸易一跃成为富庶强国，中国澳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落入葡萄牙殖民者之手。航海家达·伽马率领坚船利炮前往印度，一路烧杀抢劫，把砍下的土著居民的手足、割下的嘴唇耳鼻、敲掉的牙齿，竟以船装舟载，恶行令人发指！他们曾在印度洋遇到一艘从麦加返回的没有武装的船，一次烧死船上的摩尔人700多！还用大炮摧毁了印度城市科泽科德。西班牙人坚称自己为攫取食物、香料和黄金而航海。勇敢的麦哲伦没有想到他会葬身于比他更勇猛的菲律宾群岛部落居民愤怒的刀下。他的船队出发时265人，3年后回到西班牙时仅生还18人。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早期的航海史是扩张、侵略、殖民的历史，也是各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他们在海上掀起的血雨腥风，使一部本应亮丽迷人的航海史，变得血迹斑斑、不忍卒读。

　　今天非洲一些国家的博物馆里，欧洲人登陆时使用的火炮和中国人馈赠的陶瓷瓦罐排列在一起。这种鲜明对比是对郑和的和平之旅与欧洲航海家的扩张之旅、殖民之旅最好的评判。

　　世纪之祭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加文·孟席斯，英国前海军军官、作家、历史学家。

　　2002年3月，孟席斯在英国伦敦宣布了一个震惊国际航海界、历史学界和考古界的消息：最早绘制世界航海图的是中国人，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明代的郑和！先于麦哲伦穿越“麦哲伦海峡”，开辟世界环球航程的第一人是中国人郑和！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不是达·伽马而是中国的船队！

　　他是在研究威尼斯制图家匹兹加诺绘制于1424年的一幅海图时获得这一发现的。因为他发现了另一幅标记有中国舢板、地名与航线标识比匹兹加诺海图更丰富、更具体、更完美的海图———这表明曾有更高文明层次的航海家做过环球航行。要完成如此宏伟之旅的航海家，必须来自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威力、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航海经验的国度。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非中国莫能。

　　孟席斯沿着这条思路和航线“按图索骥”，经过14年的研究，对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纪念物、古城堡、珊瑚礁、荒滩孤岛的实地踏勘，对900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史料的查证，以及对沿途所发现大量诸如中国瓷器、丝绸、贡品、石雕、帆船遗骸、汉字，甚至中国式耳环等实物的考察，把自己的成果写成《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他之所以截取并放大1421年，是因为这一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创造了许多辉煌的经典。

　　我们对孟席斯的探索精神肃然起敬，为我们先人的骄人业绩而自豪，也为郑和的命运而感叹。

　　郑和是一位孤独的蹈海者。他的前头，只有几位摸着海岸线前行的航海家，他的身后近一个世纪才有哥伦布、迪亚斯、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帆影。但真正让英雄孤独的，是高处的寒意。郑和与风浪搏斗得筋疲力尽时，并不清楚万里之外的大明朝廷里，正酝酿一场轩然大波。郑和船队六下西洋返航后，朱棣皇帝驾崩于北征途中，便有人开始责难朱棣的外交政策。加之明朝后期，灾害连连，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有人便指责郑和出海是劳民伤财，所以朱高炽即位当天即颁诏停止造船、召回人马。

　　但禁航令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时局的尴尬和经济上的窘境，反而阻滞了日益兴旺的海上贸易。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保守观点直接滋生和助长了闭关锁国的政治主张。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郑和近十年风帆未启。

　　1431年，经历了国门无人叩问的落寞之后，新登基皇帝朱瞻基派遣年已六旬的郑和第七次出航。此时，这位斗得过刀风剑雨却躲不开唇枪舌剑的老航海家，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航程了。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亲自到麦加朝觐是他终生的愿望。然而就在这一次，郑和却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弃一己之愿。他派出穆斯林水手去圣地，自己却悲怆地留守在他七下西洋七次驻足的印度古里，凄楚地遥望阿拉伯海对面，那儿时就景仰的圣地。我揣度，郑和此举是想向世人表明，他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是为了大明皇朝和中华民族，决不是为了实现私愿。因为最终，也就是在这一次，印度古里永远地留住了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一切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迎接这位伟大航海家疲惫风帆的，是一堆熊熊大火———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官员甚至焚烧了郑和浩浩荡荡满挂荣耀的船帆、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和耗尽心智的造船图纸、航海日志、航海资料。一代先行者开辟的航路就这样葬送在火海。明人一炬，遗恨千古！随后，明朝陷入了彻底的禁海政策———外贸商人被处死，外语教学被严令禁止。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界外不许闭行，出界以违旨立杀！———一个民族的航船就此搁浅了几百年！

　　几百年来，我们想祭奠我们的航海先辈，竟很难找到一片帆布或者船板。我们只能在外国博物馆里借阅一眼流落他乡的海图复印件，只能从外国考古发现的只言片语中解读一二，只能从外国人打捞的中国帆船遗骸中吊祭我们先人的风骨和英灵。中国孩子知道哥伦布、麦哲伦和凡尔纳《80天环游地球》的多，详知郑和的少，这是何等的遗憾！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三宝公庙一到春节就香烟缭绕、摩肩接踵的场面相比，中国的郑和纪念馆显得落寞孤独，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国史书中关于郑和缺乏应有的篇章，寥寥几笔，差谬多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盘点上一个1000年里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探险家，30多位探险家名列其中，惟一的亚洲人郑和赫然在列。外国人尚且如此，我们不应轻薄了自己！

　　几百年来，郑和似乎并没有受到民族功臣应享的礼遇。郑和下西洋，是实现个人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的一大步，更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一大步，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桨声帆影之后，中国经过了几百年不应有的平静和缄默。不错，郑和是一名太监，但是他并没有像李莲英、安德海等一样在深宫高墙内结党弄权满手血污，而是肩负民族大义、高扬和平风帆踏波远行，他是真正的男人！我们不应忌言郑和的太监身份，那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痼疾，郑和本人也是一位受害者！他把一个被人鄙视的封建肌体的恶瘤———宦官，做到了如此辉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应该公允地评判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

　　几百年来，郑和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意义似乎没有被世界全部认识。海面上从来就没有风平浪静，制海权一直是争夺的焦点，炮火连天，海浪如沸，各国都在为资源、为疆域而战。回望600年前的征帆远影，假如没有郑和船队游弋海上，调停纷争、震慑强梁、安抚弱小，中国周边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沿途诸国不可能刀枪入库、铸剑为犁、发展生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部落之间，不知道还要厮杀多久，世界文明的脚步还要滞行多久；假如没有郑和的探险之旅，人类的脚步还哆哆嗦嗦地离不开海岸线，跨洋贸易、洲际交流还要经过漫长的摸索，中国也不可能有造船工业、纺织工业、陶瓷业、医药业等的繁荣和发展。和平利用海洋，推进文明进步，是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几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落后就会挨打，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就很难保证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100年前，梁启超先生长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郑和的征帆落下，开放的帷幕也訇然以降。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中华民族上演了闭关锁国300多年的闹剧，也上演了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的悲剧。假如当年威震海陆的郑和船队余威仍在，就不会有后来面对列强战舰的惊恐万状与束手无策，就不会容忍外国渡海者海骚腥风地杀进龙颜威严的皇宫，就不会有大清帝国的园林在强盗的大火中痛苦的呻吟与永远的耻痛，就不会在朱棣为奖掖郑和而赐建的南京静海寺内签下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不会有甲午海战悲愤的仰天长嚎！舟停桨歇无奈何，万马齐喑究可哀，先行者成为挨打者，探险家的家园沦为冒险者的乐园，这酸楚的历史，腥风依然，血痕犹在！历史不会因忘却而驻足，也不会因假设而改写，更不会因觉醒而重演。洞开的国门不会再关起，哪怕是门外电闪雷鸣、虎豹四伏。

　　郑和是维护和平的勇士，是倒在征途的英雄。他的生命之帆塑成一座丰碑，耸起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郑和下西洋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民族的行为、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跨越。我们应该以民族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他英雄的荣耀。

　　我想我们应该至少有一部影视巨制来再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及郑和的伟大形象，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熠熠生辉的形象走进孩子们的教科书，成为永远的丰碑。在600年之后、21世纪的曙光中，在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主题的今天，让我们面对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面向波涛汹涌的蔚蓝色的大海，酹祭郑和之帆。

　　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和地区(链接一)

　　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浩浩荡荡驶入大海。在以后的28年里，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明成祖下诏，命郑和下西洋(实际首航时间在当年冬季)，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主要到达占城(越南南部)、暹罗(泰国)、苏门答剌、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

　　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主要到达占城、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锡兰山、古里。

　　第三次，永乐七年(1409年)十二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主要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苏门答剌、古里、溜山(马尔代夫群岛)、甘巴里。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主要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海峡以北)、木骨都束(摩加迪沙)、麻林迪。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主要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山、古里、麻林迪、忽鲁谟斯、沙里湾泥(沙尔佛恩角)。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秋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主要到达占城、暹罗、锡兰山、古里、阿丹、柯枝、卜剌哇。

　　第七次，宣德六年(1431年)闰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主要到达占城、苏门答剌、暹罗、锡兰山、加异勒、古里、忽鲁谟斯、刺撒、木骨都束、竹步、天方。

　　郑和下西洋采用的航海技术(链接二)

　　利用天文航海技术，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来测定船位，确定船舶在航行中的位置。郑和船队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向仪器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程度。还使用了专门观测天体高度的航海天文仪器“牵星板”，其测天的高度定量标准为“指”，测定地理位置以星高“指”数表示，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先进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并形成了一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它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航海图、针路簿所记沿途各地的针路、里程、水深、海底地质等导航要素，确保船舶沿着正常的航线航行。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性突破(链接三)

　　郑和船队不仅熟练地航行在已开辟的航路上，而且还开辟了通过印度古里(今科泽科德)和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直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横渡印度洋到东非海岸一些港口的航线，船队的分队已经驶进了德拉戈阿港附近的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制约。如此广阔的、远离岸线的航行，克服了分段航行的状态，掀开了人类航海史上新的一页。其航行规模、参与人员、持续航行的能力是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

　　明代之前我国的航海活动(链接四)

　　在中国历史上，有具体历史轨迹可寻的航海活动，始见汉朝丝绸之路的开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武帝时期，就开辟了西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道”，最远到达印度洋的“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唐宋时期，中国的远洋船舶抵达波斯湾，延伸到红海和东非海岸。贾耽写的《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这条航线的情况。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布·赛德·哈桑著的《历史的锁链》一书中介绍了中国唐舶到达红海吉达港，并北上与埃及建立了交往。《宋史》中提到层檀国，记载了从该国到中国的航线。《宋会要辑稿》中也记载了该国两度派使者访问中国的情况。学者认为，层檀国就是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

　　到了元代，有了中国人到东非的明确记载。汪大渊在1330年至1339年间两下西洋，乘商船到达过层拔国(今桑给巴尔)。《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忽必烈曾经遣使访问马达加斯加的记载。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一位杰出人物,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他也被国际上公认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了不起的事件,凝聚并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品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

一、郑和下西洋的时代(1405—1433年)

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从1405—1433年,是处在15世纪.15世纪最初的30年里,在亚欧大陆两端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向海洋进军.东方以中国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东西方的航海在很大意义标志着人类的活动舞台开始由大陆转向海洋.

我以为,人类经过千百年的航海实践的积累,到15世纪初发生明显的变化,进一步认识到海洋的价值和作用,而大航海活动就是这种认识的一种实践.但是应该指出,孕育和创造东方航海和西方航海活动的社会基础是有区别的,这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郑和下西洋当时的社会背景.

1、西方航海的时代

推动西方大航海的动力是经济因素,当然有部分宗教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这种经济动因来源于欧洲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家知道,14-15世纪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当时西欧各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对商品货币的需求激增,尤其是对黄金、白银的追求.各国都鼓励和支持航海探险,寻找黄金,开拓海外殖民地.

因此,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是处于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前夜,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积累资本的迫切要求,是西方航海的主要动力.他们的航海是血腥的,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2、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代

中国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由唐中叶的发展高峰向下坡缓慢的发展,但明初仍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15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明初“永乐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郑和下西洋,还有浚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建立奴儿干都司,迁都北京等.朱棣在朱元璋恢复经济和生产的基础上,使明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松江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矿业、冶炼业、造船业兴旺发达,出现了繁荣.

永乐皇帝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国家对外政策,采取对外开放,稳定周边,把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世界、尤其是周边的环境结合起来,想争取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郑和下西洋就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所以,郑和下西洋是符合明初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朱棣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就郑和下西洋的动因而言,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经济活动也有,我个人理解,经济活动是作为实现朱棣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的一个内容.

从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可以看出,是人类活动由陆地向海洋进军的时代,在没有机械动力、世界的海洋绝大部分还是未知海域、阻隔着世界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一)郑和其人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人(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的父亲和他的爷爷曾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郑和母亲姓温,非常贤良.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叫马文铭.郑家在当地很受人们的尊敬.

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统一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1385年,又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尤其是1399-1402年,朱棣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功劳,帮助朱棣登上皇位.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他做官后,从他哥哥过继一个儿子,他儿子结婚繁衍后代,主要有两支:一支在南京,有几百人,苏州有个分支;一支在云南,主要在玉溪,并有一分支到泰国清迈市.

(一)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2、船舶种类齐全

航海活动离不开船.从中国造船历史看,由木筏—独木舟—船,由木船—金属船—合成材料的船,船的大小、形状、种类、材料都不断变化.郑和下西洋的船,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这是我们许多船史专家长期研究的结论.

(1)数量

每次出使都在200多艘.大船“宝船”数量都在40以上——60多之间,而西方航海时哥伦布3—17艘;达加马4艘;麦哲伦5艘.

(2)种类

一些学者根据文献如《龙江船厂志》、《武备志》、《西洋记》、碑刻等记载结合郑和航海的需要进行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船最少有7种,包括:宝船、马船、战船、座船(战座船)、粮船、水船等.宝船——帅船,取宝之船.马船——快速的综合补给船,搭载中层官员、军需品、各国朝贡的动物,并能作战.战船——护航用,吨位小,机动灵活,配有火器和战斗员,保障整个船队航行安全.座船——用于船队防海盗袭击和执行两栖作战.粮船——装载粮食和副食品.水船——储存运载淡水.在当时世界的航海,都没有此船,配置专用的水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说明造船技术的先进和航海能力.

关于郑和宝船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目前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船型、船的尺度。

3、装备先进

郑和下西洋船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在宋代之前是冷兵器时代，从北宋到清代中叶是冷兵器和火器并存时代。明初，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热兵器所占比例增多。郑和船队中装备了先进的兵器；如碗口铣，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喷筒，用于水战、攻城池用的。在一些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水陆通用的。出现了新兵器“赛星飞”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水雷雏形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庞大的船队，船与船、分船队与分船队之间需要联络、指挥、调度，当时还没有近代通讯方式，以及现在的电讯方式。茫茫大海上，晚上怎么联系？刮风下雨雾天怎么办？这都是古代航海要面临解决的问题。这么大、这么多、这么长时间、这么远，如何来管理？而且每次都安全返回，说明中国古代人在指挥和管理上的智慧是了不起的。那么郑和船队用什么方式联系呢？船队配有交通艇、音响信号、旗帜等装备。史书记载，船队“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 虞 。”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郑和船队是完全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战需要来进行编组的,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严密的船队,这是创造郑和成功远航的重要基础.

(三)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

大家知道,在人类步入航空和航天时代之前,航海是人类科技成就的集纳点,航海科技的水平反映出一个时代科技发展水平高低.今天,海洋技术仍然是高技术领域.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就反映了我们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的科技成就.最能代表和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 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三、郑和下西洋的航程

郑和下西洋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要早83年和107年,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西航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两广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唐宋时期,中国的远洋船舶抵达波斯湾,到了红海和东非海岸.这在中国文献和阿拉伯文献中都有记载.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9年两次乘商船到达桑给巴尔.《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忽必烈皇帝曾经派遣使者访问马达加斯加.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西航的远洋航线,船舶基本上是进行沿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远洋航行出现了实质性的突破,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形成了多点交叉的海上交通网络.

郑和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它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有学者对航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

如开辟了古里到溜山到东非索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亚的麻林地.并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分船队进入了德拉戈阿港附近附近的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要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比较成熟,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为以后的航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12月8日在上海开幕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纷纷指出，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和长治久安的方针处理国际争端，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外交政策，开中国“和平外交”之先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槱说：“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中国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秘书长谢台喜评价说，郑和下西洋，从不轻易使用武力，亦未蓄意霸占殖民地，侵占他国领土；所经之地，均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以德服人，宣扬中华文化，其所表现的是“和平海权”，而非武力侵略行为。“我们正需弘扬郑和海权的和平精神。”上海交通大学辛元欧教授说，经过郑和的努力，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甚至从未与中国来往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6－17个国家先后４次遣使来华，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郑和率领船队在东南亚翦除海盗，从事海上贸易，传播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各国深受景仰，当地人民自发为他建庙立碑。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曾在东非肯尼亚寻访郑和足迹，他发现，郑和船队在经停地点如东非、西亚等未留下遗址遗迹。葛剑雄分析说，正说明其目的不是侵略和扩张，不愿也不必在经停地进行经营。这种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做法，正是明朝人爱好和平，光明磊落的表现。明朝的疆域当时足以养活自己，当时中国的天下观以中原为中心，因此，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殖民企图，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当时的现实需要。

　　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院士、台湾成功大学前任校长吴京认为，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正是要宣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进而打破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迷障”。

郑和作为一位世界伟大的航海家，为什么六百年来仍受到全球华人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尊重和敬仰？我认为除了他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表现出来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外，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作为东方男子伟大的人格力量。

郑和人格魅力之一——乐于奉献。出身名门马氏家庭的郑和，从他幼年时期蒙受战乱，成为明军俘虏，惨遭阉割之刑，所有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当明朝部队需要郑和为统一大明而征战时，他却毅然决然地从戎征战。郑和能忍受的巨大痛苦，投身于加害他的军队，正是郑和忍辱负重、不计前恨，顾全大局、献身国家的高尚的人格魅力。

郑和人格魅力之二——勇于探险。作为一名东方男子，郑和具有勇于探险，不畏艰难，宁折不弯，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当郑和走进茫茫大海，面对长距离海上航行的危险时时刻刻可能降临，面对穷凶极恶的海盗、野蛮邻邦的挑衅，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勇敢地屹立潮头，把东方男子高大伟岸、气吞山河的人格魅力留存了他驰骋二十八年所到过的西洋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二十一条航线，总航程在七万海里以上，相当于绕地球三周多，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

郑和人格魅力之三——敢于克敌。在第三次下西洋回国途中访问锡兰山，该国国王亚烈苦奈尔发兵五万劫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率兵二千抄其后路，出奇不意，克敌制胜，生擒亚烈苦奈尔等家属头目。郑和面对穷凶极恶的海盗陈祖义前来偷袭船队，他不畏强暴，歼灭海盗7000余人，活捉了陈祖义，沉重打击了海盗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振奋大无畏的精神。

郑和人格魅力之四——善于礼让。郑和在七下西洋中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这是与他宽大为怀、善于礼让的人格力量分不开的。他成功地调解了暹罗和满刺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次化解安南同占城之间的对抗，即便面对中国本身的挑衅，也能冷静、从容处理。他以平等态度对待爪哇岛上已分裂的东西两王，当西王误杀了明朝使团170人，引起明朝震怒，郑和却从中斡旋，不予深究，表现了中国的大度与宽容。

郑和人格魅力之五——忠于职守。当明成祖驾崩，明仁宗继位后全盘否定明成祖的对外开放政策，下令终止出使西洋的全部活动，经历6次的郑和下西洋就此矢折，朝中对郑和下西洋的功劳始终没有明确肯定，各种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时此刻，郑和失意之极，失望之极，在南京苦守了六年。当明宣宗再次下决心准备下西洋时，郑和已年过六旬，他老翼伏励，死而后已，欣然领旨，再度出洋，在大海里遗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不难想象，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傲立在船头，指挥船队，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一位海学骄子，为了大明帝国的辉煌，最终回归大海的怀抱，又是一幅何等壮烈画卷！

纵观郑和的一生，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皇权和宰割，把西洋各地存在的野蛮和险恶，统统隐藏到内心深处，傲立船头，昂首挺胸，劈风斩浪，勇往直前，创造了中华的辉煌，世界的奇迹，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人格的牺牲。

郑和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永远受到全世界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