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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英文名称AIDS的译音，全名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缩写为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以T细胞免疫功能缺陷为主的一种混合免疫缺陷病。 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T4淋巴细胞作为攻击目标，大量吞噬、破坏T4淋巴细胞，从而使整个人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最终人体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而导致死亡。 科学家把这种病毒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可以侵袭人的免疫系统（即人体抗各种外来感染的自然防卫系统）、降低并最终破坏人体的免疫功能。随着人体免疫力的降低，人会越来越频繁地感染上各种致病微生物，而且感染的程度也会变得越来越来重，最终会因各种复合感染而导致死亡。 艾滋病不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综合症。因为，一个不会死于艾滋病，而只是当滋病毒瓦解了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之后，人就会由于各种各样的疾病缠身而导致丧生。人不容易得艾滋病，因为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体外存活几秒钟时间，而且只从一个活细胞传到另一个活细胞。只有人类才会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因而，给专家的利用动物进行病理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虽然全世界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治愈艾滋病，但有关的专家已经发现有几种药物显示出对艾滋病有一定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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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已经确认是由一种逆转录病毒引起的。1983年著名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室主任蒙嗒尼尔（Montagnier）首先从一名患淋巴结病综合症的男性同性恋者的淋巴结中分离到一种艾滋病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ymphaenopathy Associated Virus）简称LAV。1984年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报告从艾滋病病人血液标本中分离到多株逆转录病毒，因为这种病毒主要侵犯那些起免疫作用的淋巴细胞，所以命名为嗜人TH淋巴细胞三型病毒（Human T-Lymphotrophic VirusⅢ）简称HTLV-Ⅲ。这两种病毒被认为是同一种逆转录病毒的变种，并肯定为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把它称为LAV/LTLV-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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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虽然外表和正常人一样，但他们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皮肤粘膜破损或炎症溃疡的渗出液里都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乳汁也含病毒，有传染性。唾液、泪水、汗液和尿液中也能发现病毒，但含病毒很少，传染性不大。 已经证实的艾滋病传染途径主要有三条，其核心是通过性传播和血传播，一般的接触并不能传染艾滋病，所以艾滋病患者在生活当中不应受到歧视，如共同进餐、握手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1)性接触传播 包括同性及异性之间的性接触。肛交、口交有着更大的传染危险。 (2)血液传播 包括：①输入污染了HIV的血液或血液制品；②静脉药瘾者共用受HIV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③共用其他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如与感染者共用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但罕见。④注射器和针头消毒不彻底或不消毒，特别是儿童预防注射未做到一人一针一管危险更大；口腔科器械、接生器械、外科手术器械、针刺治疗用针消毒不严密或不消毒；理发、美容(如纹眉、穿耳)、纹身等的刀具、针具、浴室的修脚刀不消毒；和他人共用刮脸刀、剃须刀、或共用牙刷；输用未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的供血者的血或血液制品，以及类似情况下的输骨髓和器官移值；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者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伤员的血液。 (3)母婴传播 也称围产期传播，即感染了HIV的母亲在产前、分娩过程中及产后不久将HIV传染给了胎儿或婴儿。可通过胎盘，或分娩时通过产道，也可通过哺乳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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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进入人体后，破坏T淋巴细胞，主要是辅助性T淋巴细胞，使患者体内免疫系统受到严重损害，容易发生条件致病性感染，并且还可以发生少见的恶性肿瘤而导致死亡。 临床上分为三期： （1）爱滋病病毒感染：感染爱滋病病毒后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仅血里检查爱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约有90%新感染爱滋病病毒的人不发展为爱滋病相关综合症或爱滋病。但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机体遭到疾病侵袭或创伤时，则会发病。 （2）爱滋病相关综合症：病人出现腹股沟淋巴结以外的两处以上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持续3个月以上，并出现全身症状，如发热、疲劳、食欲不振、消瘦、体重减轻、持续性腹泻、夜间盗汗等，至少有以上两种症状和两项爱滋病实验室检查不正常，可以诊断为爱滋病相关综合症。一部分人停留在这种状态，而另一部分病人则发展为严重的爱滋病。 （3）爱滋病阶段：突出表现为致病性感染，其中包括原虫、真菌、病毒、细菌感染，恶性肿瘤的发生如卡波西氏肉瘤（Kaposi肉瘤）、淋巴瘤等，以及找不到原因的细胞免疫缺陷。 爱滋病临床表现有四种类型。 A、肺型：表现缺氧、呼吸困难、胸痛和X线检查呈弥漫性肺部浸润。肺部感染占爱滋病症状的50%，其中卡氏肺囊虫引起的肺炎占80%。 B、中枢神经系统型：约30%爱滋病病例出现此型，由病原体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或肿瘤、血管并发症及中枢系统的脑损害，出现头痛、意识障碍、痴呆、抽搐以及局灶性和周围神经功能障碍，导致严重后果。 C、胃肠型：水样便泻，每天10-20次，失水。养分消耗与丢失，体重减轻，衰弱。病原体主要为隐孢子虫。 D、发热原因不明型：因病原体感染，出现高热、不适、乏力及全身淋巴结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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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在潜伏期没有任何自觉症状，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感染早期可以出现发烧、头晕、无力、咽痛、关节疼痛、皮疹、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有些人还可发生腹泻。这种症状通常持续1-2周后就会消失，此后病人便转入无症状的潜伏期。潜伏期病人的血液中有艾滋病病毒，血清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呈阳性反应，这样的人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简称带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很强的传染性，是传播艾滋病最重要的传染源。 (1)一般性症状 持续发烧、虚弱、盗汗、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体重下降在三个月之内可达10%以上，最多可降低40%，病人消瘦特别明显。 (3)消化道症状 食欲下降、厌食、恶心、呕吐、腹泻、严重时可便血。通常用于治疗消化道感染的药物对这种腹泻无效。 (4)神经系统症状 头晕、头痛、反应迟钝、智力减退、精神异常、抽风、偏瘫、痴呆等。 (5)皮肤和粘膜损害 弥漫性丘疹、带状疱疹、口腔和咽部粘膜炎症及溃烂。 (6)肿瘤 可出现多种恶性肿瘤，位于体表的卡波希氏肉瘤可见红色或紫红色的斑疹、丘疹和浸润性肿块。 所以，艾滋病的症状是非常复杂的。 临床常分三期。首先隐性期，感染病毒后，患者出现发热，头痛，恶心，脾肿大持续3～14天，症状自行消失，进入无症状期，受感染后2个月抗体即转为阳性。若全身淋巴结再次肿大，发热、腹泻均超过1月以上为第二期，接下来为第三期，配偶双方都染上艾滋病毒。一期一般无症状，对性欲无影响，可过性生活，但性交的时间、性交次数不宜过长过多。若一方未受感染，应禁止性生活，决不能再感染上病毒。二、三期患者已有多种临床症状，心理上遭受严重打击，性欲被强烈抑制。治疗艾滋病无特效药物，目前应用的药物，对性功能又有抑制作用，因此，二、三期应减少性生活，以治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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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曾警告中国：“现在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期。”然而，偏见和歧视、艾滋药物的专利垄断、高昂的治疗费、专业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性开放与安全套的推广难题……谁有力量快速改变这一切？SARS给我们的思考意味深长：作为一种不为所知且传播迅速的疾病，因为政府的高度重视短期就得到了控制。当国家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政府的重视程度是成败的关键… 同一个房间，同一张会议桌，两年之后——今年的11月14日，雷若舟平静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傅爱民还坐在我这个位置，他一定也会像我一样从容。”芬兰人雷若舟今年3月接任在中国工作7年而离任的傅爱民，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国家协调员。 决定两位官员情绪的，不仅仅是性格。雷若舟让他的助手找出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联大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9月22日)发言的中文翻译稿——中国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这项公共政策，最早是在这次大会上宣布的。”雷若舟向记者解释说，“显然，这项政策酝酿的时间更长，甚至在SARS之前就开始了试点。”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公共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对呆在这个位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的人，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对你们国家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联大那次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宣布中国艾滋病政策之前，第一句话这样强调:“我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委托，本着坦承、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次联大艾滋病高级别会议。”11月6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度中国企业高级峰会上，高强再次披露说:“今年将有约5000名符合上述条件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药物，明年这一计划将对所有符合条件者实施。” 在高强宣布国家这一决策的同时，也公布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现状:“目前中国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84万，其中病人8万例，感染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0.06%到0.07%，感染人数位居亚洲第二位。”对这一数据，高强也解释说，“许多国际和国内组织统计出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字是累计数据，没有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和已死亡的艾滋病人区分开来，所以卫生部这次公布的目前仍在世的中国艾滋病人群数量要比其他组织公布的低一些。” 在联大的会议上，高强解释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雷若舟面对这一统计数据的提问，显然不是第一次，他说:“艾滋病调查及数据统计，确实存在着困难。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具体数据，而是我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在不断地上升。” 如果不采取更积极更现实的艾滋病政策，雷若舟坦陈很难“平静从容”。而在清华大学的AIDS与SARS的论坛上，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何大一援引被研究者广泛采用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在这一会议上推绎说:“艾滋病感染者至少80%生活在中国农村，一个病人会使两至三人变成赤贫人口。到2010年，全国若出现1100万感染者的时候，以800万农村感染者计算，由于艾滋病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至3200万。”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如果这样)就将让你们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被雷若舟评价说“非常棒”的这项公共政策，记者的深入调查发现，它甚至与SARS的流行有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去年夏天，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批100个病人的免费治疗试点。”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说。中国CDC的努力最终能演变为一项公共政策，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洁提供的极为简洁的前提是:“药价。”在这次由于会议开始而被迫中断的电话采访中，沈洁说她个人这两年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不断地与跨国制药公司谈判价格，不断地与政府各部门协调优惠政策”。记者采访那家最早将艾滋病药物引进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其市场负责人甚至纠正记者的“战略”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战’的意识，何来‘战略’？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合作’。”结果是，在两年时间里，艾滋病进口药物，一个患者的用药费用已经从8～10万元人民币/年，降到现在2～3万元/年。而价格变化的背后，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台。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免费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药物，无论是中国疾控中心相关官员，还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官员雷若舟都认为，“资金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在政策能否出台之际，沈洁的答案是“药价”。而政策出台后，雷若舟认为“关键”是:“(有治疗艾滋病专业知识背景的)医护人员的数量。” 两年前，张福杰离开北京地坛医院，来到中国疾控中心(CDC)。这时的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只有他一个人。事实上，他是来组建这个部门的。 即使现在，张福杰更乐意别人称他为大夫。在他的名片上，名字后面标注的是:副主任医师。这位副主任医师的专业是艾滋病治疗。北京佑安医院治疗艾滋病的大夫李在村介绍说:“在北京治疗艾滋病的医院有四家，地坛、佑安、协和与302医院。事实上，这四家医院也是全国最好的艾滋病治疗医院。”离开地坛医院时，张福杰有个非常单纯的判断:“在中国治疗艾滋病，对贫困人口，只有免费这一项选择。”坐在他那个狭小的办公室里，张解释说，“为什么？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中国的艾滋病人大多数是穷人。他们付不起药费。因为治疗要广覆盖，才有意义。” “在中国，即使有钱人，也未必付得起需要终生治疗的艾滋病药费。”回顾自己的大夫生涯，张福杰介绍说，“地坛医院1999年开始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CDC前身)合作，第一个进行艾滋病抗病毒临床试验。”稍后，2000年，中国才有了正式的艾滋病进口药物，“艾滋病药物，并不完全是你想进，跨国公司就给的，他们还要看有没有利润。”从临床大夫的角度看，病人少，药价自然高;而药价高，又必然病人更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000年，治疗艾滋病人一年的“处方”是8～10万元。艾滋病的治疗，从医学角度看，地坛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红心大夫介绍说:“一般分控制机会性感染与抗病毒感染两个部分，不过在真正的治疗上，又不可能断然将两部分分开。抗病毒感染的用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鸡尾酒疗法。从目前现状看，鸡尾酒疗法，也就是‘治本’的疗法。它能非常有效控制病毒在体内复制。”李在村解释说:“艾滋病毒主要是破坏人体免疫系统，而三四种药物混合一起的‘鸡尾酒疗法’主要的功能是抑制病毒扩散，来达到控制作用。”而这一年，中国并无自己生产的抗病毒药物，全部依赖进口。 “所以，我一到CDC，最初我们开会最大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说服跨国公司将药价降下来。”张福杰参加了与拥有艾滋病专利药所有公司的谈判——施贵宝、葛兰素史克、默沙东、雅培，还有勃林格殷格翰——“结果得到的回应是相当积极的”。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让他们将药价降下来，尽可能降到最低。经过努力，药价降低了1/2～2/3。”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韩孟杰说。病人少药价高，这一现象背后，正在东北实地考察艾滋病防治情况的韩孟杰说，“治疗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歧视。病人不敢检查，不敢治疗。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付不付得起钱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愿不愿意治疗才是更关键的因素。”这使专业人士更深入地观察。一家拥有艾滋病专利病的跨国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甚至也都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过免费治疗，只有这样才能解开这个循环问题的结。” 一方面与拥有艾滋病专利药的跨国企业谈判，另一方面，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洁说，“与政府各部门协调，将各项与之配套或相关的政策落实下来”。现在仍保留着大夫角色形象的张福杰说到这一工作，“从我的角度来观察，如果说政府是保守的，并不是事实”。而在这一方面目前的成果之一是，去年10月15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下文，“免征进口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有18种药物进入这一名单。今年10月13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再次下文，“对国内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自2003年7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这些药物享受免税的基本流程是，韩孟杰说:“他们一旦中标政府的采购清单，即可持卫生部的证明申请免税。” 与税务优惠这些更显刚性的政策相匹配的是，张福杰说，“我们建立起了抗艾滋病药物进口的快速通道。一般进口药的规则是，它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在中国做临床试验，这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还需要付出不少的试验成本。而快速通道，则免除了这些程序，能够使这些药物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 与跨国公司谈判价格，与政府各部门协调政策的结果，“2002年，治疗艾滋病的进口药物，按‘市场价’计算，病人一年只需要2～3万元。”张福杰要叙述的重点，不仅仅是药价之变，“药价降了下来，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开始尝试免费治疗试点了”。这一年夏天，国家拨款100万元，在河南农村开始了100个艾滋病人的免费治疗试点。“这100万元基本上买了药，当然都是进口药。当时国产药AZT是‘捐赠’的，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上市’工作。” 虽然无论是谈判价格，还是协调政策，其未来的路标指向都是免费提供治疗艾滋病药物。但天然相信中国的艾滋政策必须是“免费”的张福杰与从美国学完公共政策与管理回国的韩孟杰，对第一次的免费治疗试点，现在向记者回忆，“由于艾滋病治疗太复杂，我们当时并没有因此想到很快就会采取这项公共政策”。 免费治疗，从大夫的角度观察，对艾滋病感染者是好是坏，绝非普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接受治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受到歧视呢，这才是艾滋病感染者真正恐惧的。所以他们接不接受你的免费治疗，也未必一定。”韩孟杰说，“这种心理，不是可以用常人的思维面对的。”从试点的进程看，免费治疗还是相对顺利的。今年3月，河南扩大了试点规模，随后安徽、湖北也进入了筛选病人与免费提供药物试点。截止10月底，全国有九个省开展了这项工作，5289名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药物，现在仍在进行药物的有4247人。而到2008年，张福杰说，“我们希望能够为至少4万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 在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向全世界承诺，中国政府“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药物”之时，李在村为记者计算出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的价格是，一个病人一个月可能只需花费500～600元。而为免费治疗的政府采购价格，韩孟杰说，“比这一价格要低得多。国外药物的报价，甚至比他们的到岸价还要低。当然他们要求更大的量”。从结构层面观察，张福杰说:“CDC保持了相对完整的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从国家到省市、县乡基本上是完整的。这两年国家的投入，使县一级机构能够保证HIV初筛检测。这也是我们能够提供免费药物的基本前提。”由农村开始的提供免费药物，韩孟杰的判断是:“如果做好了，中国将受到全世界的崇敬。” 选择农村开始免费药物的这一策略，张福杰解释说，“前提是有限的资源必须确立一个优先的原则。”而从技术层面看，“中国的艾滋病整体上是低流行的，但在某些局部却是高流行的。比如农村的一个村，这是我们选择的重点，即病人相对集中的地方。选择病人相对集中的地区，也可使治疗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农村问题之外，张福杰也面对过这样的提问，“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流动到了城市，你们能提供免费治疗吗？”张的答案是:“暂时不能。”因为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现在我们正开始在城市试点，寻找到一条适应城市低收入者免费治疗的规则”。 免费药物大规模提供，真正的挑战也开始来临。“很难说有休息日”的张福杰，向记者解释做好一个艾滋病治疗必须的条件:“第一，要有好的药物，当然还有药价。第二，要有实验室系统，监测药物的毒副作用与疗效。第三，足够的有能力的医护人员。第四，病人要有好的服药依从性。因为艾滋病是终生治疗，而不能定时、定量服药，都会产生药物抵抗。第五，艾滋病治疗不可能是单一性的工作，它必须与社会、心理的支持结合在一起。比如病人如果连饭都吃不起了，如何来吃药呢？第六，病人的参与。第七，要有好的监测与评估体系。”从这七个条件来考虑，“我们几乎是全部从头开始，这就是挑战。” “过去只会考虑自己医院的那些病人，而现在必须考虑这个国家艾滋病人的现在与未来”的张福杰，更为切实的感受是，“服药的依从性是一个难题，而比这更困难的是，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他们要打工要养家糊口，这对治疗是更为现实的挑战。教育病人不可能是一两天的事情，同样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医护人员的培养。有经验治疗艾滋病的大夫也不多。实验室只要有钱就能够很快地建立起来，但培养合格的医护人员就不那么简单了。更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医院与公共卫生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医院里的医生如何走出医院，为公共卫生提供服务，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接近下班的时候，张福杰才抽出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张福杰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来自这两年最实际的工作，挑战虽然巨大，“只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而在韩孟杰的观察里，免费治疗“是积极的一种手段。因为可以免费治疗，感染者也将会渐渐走出幕后，而且艾滋病的传播能量也会因此而变弱”。 在这个时候再与两位专业人士讨论免费药物的资金问题，他们都认为这并非免费药物“最重要的问题”，韩孟杰给出的答案相对简洁，“这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承诺”，相反，更重要的问题却是，“我们如何把这一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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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医院，许多艾滋病人长年吸毒斗殴，并威胁劝阻医护人员要给他们扎针！在天津和北京等地，也都出现了在公众场所手持针筒的艾滋病患者。杭州也出现了由艾滋病人组成的肆无忌惮的偷盗集团。在被人抓获后就亮明身份威胁公众。对此，心理专家指出：被社会歧视，是艾滋病人与社会间重要的心理障碍… 他们一度借艾滋病逍遥法外，在首次被大规模刑拘之后，该如何从特事特办走向制度层面，最终对犯罪的艾滋病感染者实施“人道的打击”？ 11月25日早上，初冬的阳光照耀着杭州的街道。在这个早上，29岁的秦大利(化名)和 有10年毒龄的秦大利在4年前因与毒友交叉使用注射器而染上了艾滋病毒。为吸毒败光了家产(他的父亲因他沉溺毒品屡劝不止而含恨自杀)的他来到杭州后，曾因为吸毒和偷窃屡次被抓又屡次获释。但这次，秦大利将可能面临不一样的命运。警方称，只要查出充分的证据，秦大利等十多名“艾滋小偷”就会在刑拘调查后，被送交检察机关，由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直至法院作出判决。 困惑后的刑拘准备 6年抓了又放的游戏结束了 然而在6年前，面对这样人数众多的染有艾滋病的盗窃集团，警方却只能一放了之。负责此次押解的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王擎坤回忆，部分小偷以染有艾滋病相要挟以免受处罚的情况最早发生在1997年，这一年，西湖区警方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名，并查出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感染者。 当时参与抓捕的民警都吓了一跳。“一位同事晚上都不敢回家睡，怕‘传染'了家里人。那些有孩子的民警家人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去检查身体后再进家门。当时我也被老婆赶出来了。”王擎坤笑着回忆。于是参与抓捕的民警都去作了HIV检测，结果一切正常，他们才舒了口气。 不过从惊恐中回过神的警员们很快发现抓到的原来是块烫手的山芋。因为关押这些吸毒的“艾滋小偷”是个大问题，杭州没有这样的场所，即使通过拘刑和一系列司法程序，这些人最后被判刑也只可能被监外执行。无柰之下，王擎坤他们决定把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抓来的“艾滋小偷”放了——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但让王擎坤恼火的是，那次遣送后不久，又看到这伙人在杭州街头乱晃狂偷。 5个月前，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西湖区公安局一名刑警6月19日在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抓住了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没有反抗，他束手就擒的重要原因是知道警察在抓了他之后一定会放了他，因为他是非同一般的“艾滋小偷”。事实也确实如此，此前警察们抓到“艾滋小偷”，不敢关在一般的审讯室，怕传染到其他嫌疑人；送到防疫部门，防疫部门只是按规定登记了事；送到戒毒所，这些人戒几天毒后又被放出来。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涉毒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和这些‘艾滋小偷'玩了6年抓了又放的游戏。”王擎坤回忆起这些不由苦笑。 然而，类似的情形愈演愈烈，越来越无法让杭州警方与杭州市民忍受了。一次，王擎坤他们去抓捕一名染有艾滋病的嫌疑人，该嫌疑人居然抽出两针筒血液冲着民警大喊：“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把血淋到你们身上，让你们染上艾滋病！”就在对“艾滋小偷”集中刑拘的前一天，杭州媒体又报道，一小偷在被抓后，冲着周围的群众大喊“我有艾滋病”！警察去抓他时，还被咬了一口。王擎坤指出，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抓了又放，这些“艾滋小偷”就以为警方柰何他们不得，便呼朋引伴地过来。在此次集中刑拘前，杭州一派出所抓住一名小偷，在他身上查出了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此人在信里让同乡赶快来杭州，信中说：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不能让这些小偷借艾滋病逍遥法外，更不能让‘艾滋小偷'引发群众的恐慌。”王擎坤说。杭州警方终于下定决心，要重重打击这批“艾滋小偷”。 杭州警方的准备大约开始于今年10月，刚刚上任的西湖区看守所所长倪宏峰接到了杭州警方的重要指令，可能要关押大批艾滋病嫌疑人。“我一上任就接到了这个棘手的任务。不敢有半点马虎。” 在这一个月里，西湖区看守所数次请艾滋病防治专家前来讲授与艾滋病人相处的方法。专家还给他们提出了各种防范措施、设备上的建议。参与讲授的防艾滋病专家邓晶回忆，给看守“艾滋小偷”的警察戴上防暴头盔的建议就是她提的，因为如果“艾滋小偷”向警察脸上吐口水或咬上一口，都可能使警员受到感染的威胁。倪宏峰回忆，最难解决的还不是这些应急的硬件，而是干警的恐惧心理，于是，所里不只请专家讲授知识，而且还在一个月内罕见地开了6次干警家属联谊会，做家属的思想工作。专家们借用了全国首个设立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羁押点的武汉警方的9个字：不惧怕，不恐慌，不歧视。 在注意缓解警员心理紧张的同时，警方也请专家给“艾滋小偷”们讲授一些健康知识，如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如何尽可能地不传给他人，戒毒后生理的短期不适反应及长期坚持后对体质的好处等。以致有一次在审讯时，警察问一名“艾滋小偷”有没有把病毒传给他人，该嫌疑人理直气壮地告诉警察：“我没有传给别人，因为戒毒所里的专家说艾滋病传播只有4种途径！”这个回答把警察们都逗笑了。 刑拘中的人道关怀 “因为他们是艾滋病人” 秦大利们是在11月中旬在盗窃时被杭州警方抓获的。参与抓捕的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的队员欧阳小勇回忆了抓捕经历。在11月13日，他和其他队员接到了抓捕“艾滋小偷”盗窃团伙的通知。15日，行动正式开始，所有参与抓捕的刑警都戴上了公安特用的防刺手套。“他们几乎不反抗。像秦大利那样常年吸毒又感染艾滋病毒的，体质非常差。即使他们想逃，跑了200米就会吃不消停下来。”欧阳小勇说。 这一天抓住的26人团伙中，至今检查出已有14人携带艾滋病毒。警方调查表明，这些被抓的“艾滋小偷”都是在吸毒时交叉使用针具传染的，而非传言所称是为防警察而故意注射艾滋病毒。 11月25日早上，在戒毒所里经过7天强制戒毒的秦大利们看到押送车和大批刑警，知道这一次警方不会像以前那样抓了就放，于是激动起来，朝刑警脸上吐唾沫，欲以此作抵抗。但戴着厚塑胶手套和头盔的刑警们早已做好了准备。早上10时37分，秦大利们被带到了警方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关押地点，这里已是五步一岗，荷枪实弹。 秦大利等12名“艾滋小偷”被拘押进了看守所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露台上装了新的铁栅栏。被押进不久，秦大利和同伴开始喊冷。看守所所长赶紧派人再去买几床被子。他们难受的时候想吸烟，也被破例允许了。看守所负责人告诉他们，允许他们一天共吸一包烟。他们怄着气，直到过了下午2点还不肯吃中饭。一会儿，管理员来“调查”他们的口味习惯，准备第二天给他们定制饭菜。看守所负责人介绍，因为他们是艾滋病人，所以对他们更多了些人道的照顾。 下午秦和同伴的情绪稳定多了，他们穿着看守所为他们买的新睡衣陆续接受审讯。下午5时，被提审的秦大利突然毒瘾发作，痛苦地蜷作一团。“忍得住吗？”警察给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又开始不停地为他擦去鼻涕和呕吐物。秦大利脸色发青，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痛苦地熬过了大约10分钟，才缓过气来。“这些嫌疑人毒瘾可能会间歇性地发作。看守所联系了戒毒所，还去买了抑制类药物。”看守所的警员介绍。 在另一间提审室，同样染有艾滋病的盗窃嫌疑人陈六子(化名)在接受审问。陈六子今年21岁，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他也是这个团伙里年龄最小的。1999年，才17岁的他就开始吸毒，2002年开始用注射器。“周围好多朋友都吸，那时我很好奇，也就尝了。”他来杭州一年不到，现在已经是第5次被抓了。“白天吃了就睡，睡了就吃，晚上出来到翠苑那带活动。”“活动”就是当扒手，皮夹、手机都是猎物。在第一次被抓关进戒毒所后，他被检查出了带有艾滋病毒。自从进过戒毒所，他知道了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我不会利用它做不道德的事。” “本来想找工作的，可没力气，干活干不来。”陈六子的眼睛很大，但没有神采。“偷东西轻松点。被人家发现了他们也不抓我们，最多骂几句就走。”陈六子说他没有和其他同伙那样，偷东西被发现了就大叫自己是艾滋病人，他认为是“他们看我年纪还比较小就不来打我了。” 被允许后，陈六子点了烟，动作不仅熟练而且老道。“如果将来被放出去，我们还是没有生活来源。”他的意思还是要故伎重演。即使民警反复拿其他虽携带艾滋病毒却仍积极向上生活的人举例试图引导他，他也仍然坚持自己的“道理”。 秦大利和陈六子都没有女朋友，他们自己交代也没有嫖娼行为。民警解释，如果吸毒已到比较深的程度，对性的兴趣就几乎丧失了。 专家们的忧虑与建议 如何从制度层面解决关押之惑 有司法界人士指出，此次杭州警方对“艾滋小偷”的集中关押与刑拘属特事特办，并没有解决对付艾滋病嫌疑人与罪犯的制度性难题。浙江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聂展云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他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收治的固定场所。 聂展云认为，这次对这些艾滋嫌犯大规模关押，警方也是“不得已”的一招：只能解决这一件事或者说是这一个环节，最终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还要由政府出面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合。另外，相应的资金、药物以及必要的治疗条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防止艾滋病毒扩散，都非常重要。聂展云认为可借鉴武汉的做法：由卫生部门提供有护理条件的医疗场所，犯罪嫌疑人由公安机关在卫生部门提供的场所看管，对这特殊群体进行制约与治疗双管齐下。 另外，他认为，若因公感染艾滋病应受到相应保障，性质类似“工伤事故”。据了解，广州市人大代表已提出这一话题：医务人员、警务人员在接触艾滋病人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感染，能否受到保障？人大代表建议由政府出资，建立艾滋病职业暴露预防基金。 不只有聂展云这样想。在杭州司法系统高层任职的杭州市人大代表翁钢粮早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在今年2月提出了《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 翁钢粮手中掌握的情况是，杭州市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77.45%是经吸毒(静脉共用注射器)感染的。自1997年首次在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全市已从查获的吸、贩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5人，共计155人次。特别是2000年至2002年这三年中，杭州市共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涉毒人员126人次，占历年来发现总数的81.3%。这些人员在杭主要以扒窃、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来维持吸毒，一方面严重危害杭州的治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上传播艾滋病病毒。 但翁钢粮发现，根据目前国家法律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等严重躯体疾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在作出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处罚决定后，可以予以监外执行。而在实际工作中，劳教和劳教场所无一予以接收，也没有不予接收的法律文书，这使得这类涉毒人员无法处置，游离于法律之外，流散于社会之中。 翁钢粮建议了两种可行的模式。“一是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对这类人员的处理方法和各有关部门职责，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市性的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二是由卫生部门牵头，落实专门场所和专业人员，对这类因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躯体疾病而难以入所执行劳改、劳教处罚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司法、公安部门予以配合。”他说，无论哪种模式，都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立稳脚，出发点都是保障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 “对犯罪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要实施人道的打击。杭州想搞，也有决心搞！”翁钢粮介绍说，杭州已经和深圳、武汉等多个城市进行联系与商讨，但因存在一些瓶颈，这单靠一个城市建立系统难度比较大。现在这个议案正在调查论证过程中。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引起全国人大的重视，因为这是个系统工程，各部门的协调最后需落实到制度层面，特事特办成本太大，持久性也不长。 对翁代表的建议，也有司法界人士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果杭州先搞这样的试点，很可能会引发一大批携带艾滋病的小偷来杭，因为他们会认为这里的条件太好了。所以，该人士认为，应该是各大城市都做起来才能有效地对艾滋病罪犯实现“人道的打击”，否则，可能会对先做起来的城市造成很大的压力。 “人道打击”的两种可能性 悄然迈步的监狱医院和社区试点 就在警方和人大代表对艾滋病犯罪的收监感到表达忧虑与建言时，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已悄悄走出了一步。今年3月，该监狱医院开始统一收监已判决的艾滋病罪犯。但对他们的投入成本也很惊人，收监一名艾滋病犯人，医药费等加起来，一年至少要花10多万元。 监所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10月份，该监狱医院开始筹备建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监舍。当年年底，20多名值班民警专门学习了艾滋病的传播知识和病人的看护知识。今年3月，一名来自温州的林姓艾滋病服刑人员第一个入监。到目前为止，监舍共接收了4名艾滋病服刑人员。服刑人员中的3名住在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监舍里，有单独的卫生洗浴间，有电视。因为艾滋病毒发作，3人中有两人已无法正常起床行走。另外一名艾滋病犯人单独住在一个略小的房间内。他们的改造任务比一般犯人轻，只需承担监舍内的卫生打扫。 监狱医院一警官通过电话介绍，当这几个艾滋病犯人发起病时，就会易发脾气，乱摔东西。遇上这种情况，医院警员都只能好言相劝。有一次其中一犯人怕冷不肯起来，拉撒都在床上，结果满房间都是恶臭。最后，警员只好把他裹着毛毯抱起来放在轮椅里，然后为他换上干净的床单。 “艾滋小偷”秦大利如果最后被法院判刑，有一种可能就是被送到这一医院里。但如果最后法院认为其罪不足判，而释放了他或其它艾滋小偷，那该怎么办？有没有教化与疗救他们的场所？ 浙江正在筹备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社区试点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浙江省的示范区定于舟山普陀区和温州鹿城，是国家卫生部门指定的试点。示范区探索的综合防治模式是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建立以乡镇和街道为基础的医疗救助和社会关怀等服务网络。浙江省疾控中心一专家认为，让艾滋病感染者回归社会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才是防治的重要措施。“让艾滋病人像个普通人一样在社区工作生活，发挥他应有的本领，还他正常的生活。当人们不再歧视和害怕它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战胜它的时候。”该专家表达了这一愿望。 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周小民也表达了相似看法，她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心理一般比较脆弱，他们希望融入社会，最需要的是宽容和理解，如果能保持健康心态，依然可能保持比较高的生活质量，维持较长久的生命；反之，就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害人害己。 浙江省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潘晓红则分析，原来对携带艾滋病毒的嫌疑人抓了又放，一方面是因为措施不到位，另一方面也是一部分人的恐惧心理使然。这次杭州警方对感染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首次隔离关押是一种进步。她还认为，如果放出来，社区可以尝试提供这样一个宽容的环境。尽管潘对秦大利这样的人的社区管理无法抱乐观态度，但认为如果这样的试点能够成功与推广，必然会减少类似于“艾滋小偷”的艾滋病感染者的犯罪现象。 而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此次被刑拘的“艾滋小偷”中部分人可能将因证据不足在近期被再次释放。他们出来后面对的问题将再次考验我们的社会与教化体系。 他们的话 “艾滋小偷”陈六子： “我没有故意传染别人” 在家中吸毒时因共用针筒染上了艾滋病，为了集毒资而来到杭州参与盗窃。21岁的陈六子(化名)是广西鹿寨中渡镇马安村人。问他问题时，他总是低着头，前额的头发常挡住他的眼睛。 警方审讯表明，在马安村，像陈六子这样的瘾君子还有不少。据其交代，马安村一百多户人家，已有七八十个年轻人吸毒，而吸毒的又几乎都感染了艾滋病。一陶姓“艾滋小偷”的表兄弟中，已因此死去七八个。为什么他们这个村有这么多年轻人染上毒瘾？据其交代，在鹿寨毒品太便宜了，一克只要五六十元，也很容易买到，听说都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答：1999年开始吸，2000年开始用注射器。 问：开始是在家里吸吗？ 答：是的。后来，没钱了，就到外面来打工。吸了毒没力气，所以就只好偷了。 问：你一天怎么过？ 答：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偷。 问：你来杭州一共偷了多少次？ 答：大约20次。到杭州后主要在西湖区偷，大约共偷了几千元。 问：被抓过几次？ 答：好像是5次，关几天就放出来了。 问：你平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女朋友吗？ 答：我们一般都和有艾滋病的在一起，我们也不想传染给别人。吸毒后，就没那个需要了，所以也没有谈女朋友。 问：听说你们在偷东西被抓时经常拿艾滋病来威胁警察，所以你们中有的人自己给自己注射含艾滋病毒的血液？ 答：不是这样的。我是吸毒时感染上的。 问：有没有传染过别人？ 答：不清楚。但至少我不会故意传染。我读书少，也偷东西，可基本道德还是有的。 问：你如果刑拘后被放出来后怎么办？ 答：可能还会去偷，我怕毒瘾还会发作。 问：你现在不是戒掉了吗？ 答：吸毒就像吃饭一样，戒不掉的。 问：万一能出去，你就真是这样一个想法，再去偷再去吸？你心里面一点梦想都没有吗？ 答：想回家。 问：为什么想回家？ 答：想躺在家里死去。 问：你父母知道你吸毒吗？ 答：不知道。 问：除了你，你家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答：还有5个。另外有两个兄弟也吸毒。 问：你一家不是被毁了？ 答：我没法回答你。 问：像你这样出来偷的你们村还有几个？ 答：七八个，都因为吸毒感染上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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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关专家一项不乐观的估算，到2010年中国有可能产生20万以上艾滋孤儿。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将在生存、教育、医疗、心理等各方面都面临巨大问题。近年来，艾滋孤儿这一社会现象已日渐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人物简介： 高耀洁：77岁，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从1997年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并从2000年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199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2001年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奖；2003年上半年，又获得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 精彩对白 记者：你觉得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孤儿？ 高耀洁：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记者：没人去帮他们，这些孩子会怎么样？ 高耀洁：这些孩子不敢设想。将来这是社会治安问题。 记者：您不怕这些孩子有艾滋病，但是你不怕这些偏见吗？ 高耀洁：我也不怕这偏见，我要扭转他的偏见 记者：老伴支持你的这些救助行为吗？ 高耀洁：老伴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不支持。 记者：你不做不行吗？ 高耀洁：现在我是欲罢不能啊。 山东曹县是高耀洁的老家，自从10岁时离开这里，她曾经有60多年没有回来过。然而这两年，因为这里分散收养着几名艾滋遗孤，高耀洁没事便常回家看看。这天是中秋节，高耀洁老人又一次来到这里，看望那几个失去亲生父母的艾滋孤儿。 王志：现在去的是哪家呀？ 高耀洁：现在去的是陈祥鸽家。 王志：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高耀洁：最早的一个，第一个过来的。 王志：我看见那个照片了。 高耀洁：祥鸽妈。 祥鸽妈：你好啊。 高耀洁：孩子刚上学走是吧？ 祥鸽妈：她走了一会儿了。 高耀洁：一会儿了。 祥鸽妈：走一会儿了。 高耀洁：你好。这是祥鸽她爸爸。 王志：你好。 祥鸽妈：这个捎的啥我看看。 高耀洁：这个是我给孩子捎的月饼。这是昨天俺吃(剩下)的肉，我说叫祥鸽拿去吃吧。 我们首先要找的陈祥鸽因为上学还没有回家，于是，就在祥鸽家的小院里，《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对高耀洁进行了专访。 高耀洁：啥时候开始？ 王志：现在就可以开始，但是我担心你口里的糖会(拍摄时)看得出来。 高耀洁：我是低血糖。我一身都是病。 王志：一身都是病。 高耀洁：心肌缺血，肝硬化。 记者：您都77岁了？ 高耀洁：76周岁。 记者：是啊，那么大年龄了。 高耀洁：一个人活与死又有啥关系呢，没有啥关系。 记者：您得先管好自己，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高耀洁：现在我是欲罢不能啊。 让高耀洁欲罢不能的是那些艾滋病人去世后留下的孤儿们，从1997年开始，原本为妇产科医生的高耀洁接触到了一些艾滋病人，这些病人的悲惨遭遇让她开始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自费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对艾滋病人进行救助。而从2000年开始，她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救助艾滋遗孤方面。 记者：宣传防治艾滋病，怎么会跟救助孤儿这个事情联系起来了？ 高耀洁：因为孤儿是艾滋病制造的 记者：在你的概念当中，你救助艾滋病患者跟救助艾滋孤儿有什么不同？ 高耀洁：艾滋病已经得了，是个不治之症。我看着他们很可怜，我就尽量地能救他们，到后来我发现救不了，第一个我救的人，你比如说，八个人我寄钱，一个人200块钱，钱寄到了，回来就回来了，四个人都死了，钱都退回来了，"此人已死，钱退回"。另外，我也没有那个经济力量来救济他，原来我是每月给他买几次药，买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药，一会儿都分完了，没用。 记者：为什么你觉得救助艾滋孤儿会比救助艾滋病患者重要？ 高耀洁：因为孩子才十几岁，他活的时间很长，而且数量那么大，你现在不接受教育，他是文盲，文盲变成法盲，将来就是社会长治久安出问题。 记者：孤儿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引起你注意的？ 高耀洁：我接触艾滋病人我就发现孤儿。你看，第一个病人都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哭着喊我，那会儿我没有发现孤儿这么可怜。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孤儿这么可怜？ 高耀洁：2000年。 记者：怎么发现的？ 高耀洁：三年前我去一个村庄，结果我一进那个村庄我就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儿说你下来，下来，声音已经有点嘶哑了。我们冲着这个声音跟两个记者走过去了，我们一看门都开着，比这个院当然破烂得很了，是个土草房，一看一个女的在梁上翻个绳，一个草绳，人已经都死了以后挺了，两岁多的孩子也是艾滋病，在底下拉他妈的腿，啃她脚后跟，到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我都想哭。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都没吃饭，我们觉得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 记者：这时你想到什么？ 高耀洁：这个时候我想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我看不到的孩子呢？ 记者：你有没有统计，到底能有多少？ 高耀洁：不知道多少。我现在只能这样跟你说，一对夫妇死掉了，至少留下两个孩子。有的还会留四个，有的留一个，所以平均一对夫妇是两个孩子。整个艾滋病的情况我没有调查，我没发言权，但是眼巴巴地看到一个村上都是几十个孩子。 1995年前后，在豫东南一带，曾经出现过一批非法血站，由于卫生条件极差，使得很多在血站卖血的农民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六七年之后，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入了发病期，并开始相继死亡，留下他们孩子成了孤儿。 记者：你觉得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些孤儿？ 高耀洁：我说三个问题，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 记者：您跟我说说生存有什么问题，您认识到的？ 高耀洁：生存问题，孩子少衣缺食。特别冬天，天冷了，2001年冬天我去了，孩子这腿冻得都是露着骨头。孩子走路都瘸，穿得很破烂。我问他，孩子为什么不穿棉袄，他披着个麻袋，他说他没有父母了。我回来就给他做袄，现在我那个孩子还有，穿了个女式花袄。另外，体力劳动，男孩子叫他去挖沙、叫他去烧窑、叫他去和泥，提泥斗，叫他做体力劳动。十二三，又瘦又小拿着个东西就往地里。可是女孩子更惨，女孩子12、13岁就逼着她，那农村娶媳妇很难，很多老光棍二三十岁，就叫她嫁人。 记者：这是孩子的生存状态。你说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教育有什么问题？ 高耀洁：比如东关村，12岁以上的孩子全失学，男女全失学。 记者：父母不在了，书也就没法念了？ 高耀洁：没钱交学费。 记者：这是第二个问题，教育确实可能是继续不下去了。心理有什么问题？ 高耀洁：心理问题我觉得比吃饭和教育都很严重。心理问题，孩子觉得都对不起他。我有一次在尉氏，我在那里路过，一群小孩就这个样，我长大我杀了他呢。杀着杀着杀到我面前了，我摸摸他的头，我说孩子你长大杀谁啊？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就这种态度，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马上那个艾滋病人就跟我解释，他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要杀那个当年买血的人。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了？ 高耀洁：就是碰到这个小孩，我有他的照片。 高耀洁：我发现他要杀人，天天在他爸他妈坟上就这样，给他寄钱他也不上学，他赌博，他打人打架，就这样。 记者：给你有什么震动？ 高耀洁：一个孩子还不要紧，两个孩子也不要紧，如果这孩子都成这个样咋办啊，我们社会治安咋办，你想过没有这个事？ 对艾滋孤儿生存状况的调查让高耀洁大为震撼，她越来越觉得，比救助那些艾滋病患者更为紧迫的是救助这些艾滋病患者留下的孩子。于是，从1999年开始，她开始了针对艾滋孤儿的救助行动。 记者：你刚开始是怎么救助他们的？ 高耀洁：我就是给他寄钱，我比如我上村上去了，我就写上谁家谁家的小孩儿多大了，我回家以后，我叫文史馆的科长，我们俩跑到银行里，一取三千，一取五千，有一天更滑稽，我抱着，恐怕人家抢我的钱，不知道碰到哪个记者，是《东方家庭报》的记者，我气冲冲地他给我照个像当个封面。 记者：用这种方式你资助了多少孤儿？ 高耀洁：164人。 记者：你寄了多少钱？ 高耀洁：我花到孩子身上是八万多。 记者：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 高耀洁：我记的分三种。我本人的、有偿的、无偿的。 记者：那到今天你自己掏了多少钱寄给他们了？ 高耀洁：我掏了两万多，有偿的两万多。什么叫做有偿的？他在我那儿治病，我从来不收费，治好了，高老师，你要啥，我说我啥也不要，我给你个地址，你给孤儿寄点钱去，想寄多少寄多少，随意，有人可好，有一次寄到那里，寄两千，有人可孬，寄40，还有人说我给你做一身皮衣，非给我量衣裳，我就不让他量，我说你给孤儿寄一百块钱行不行，皮衣一百块钱可买不了，(那人说)那是人家的事，不是咱们的事，你要红的我给你做红的，要蓝的做蓝的。俺俩吵了两年，皮衣也没做，孤儿一分钱也没有给，到现在还想着亏着我的情，可是俺俩谈不拢。(还有)无偿的，无偿的像电台，最近《新闻周刊》出了还有个人寄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我马上印上东西寄出去了，我说这钱就这样花了，我还不准备还他，他跟我说他不需要还，这叫无偿的。最多是有偿的，我还有条，放着呢。 在不断寄钱的同时，高耀洁还不断地深入疫区进行调查，每到一个村庄，她就记下村子里需要资助上学的孤儿名单，慢慢地，名单上的名字越积越多，最后达到了164个。高耀洁定期给这164名孤儿寄钱，然而，结果却让这位拼命寄钱的老人非常伤心。 记者：你了解到情况，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用到孩子身上？ 高耀洁：没有。 记者：是都没有？还是有一部分？还是很少一部分？ 高耀洁：很少用在孩子身上。 记者：你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调查了，我不是拿一个本本吗，我到村上去，我拿着我的本本，我给你寄多少钱你收到了吗，没有，不知道，这儿不是写着你的名，我还有条呢，我没有收到，我去找邮局，邮局说我给你找找，谁谁取了，我怒了两天气得够呛，回来干脆不寄。就是所谓他的亲戚实际是拿着孤儿当摇钱树。你就拿陈祥鸽来说，陈祥鸽在2001年我一年她姊妹俩我寄了1100块钱，我有本可参，你们看到了。1100块钱，孩子只花了370块钱，还剩300块钱寄给彭校长，他拿到了，他爸爸死的时候我寄了500块钱，他奶奶给他70块。她俩花不到，花不到以后，她们走路一崴一崴的，我说你咋着了，她说我三个月没吃盐了，钱到哪儿去了，赌博了？他三叔叫老霍，老霍签字，老霍刻的章，老霍收走了。 记者：你已经写明了这些钱就是寄给孩子的，监护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在孩子身上？ 高耀洁：现在都是一个穷啊那些地区。比如我现在的衣服，真正能用到病人身上孩子身上很少，但是我还是拼命地往疫区弄，弄去总比不弄强，我的态度就这。 记者：直接给孤儿行不行？ 高耀洁：不行，他掌握不住，太小。 记者：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给孩子本人应该可以？ 高耀洁：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心理变态，他也不想上学了。特别是大孩子，现在孩子就是这一批少年身上，都认为打工发大财，我跟很多人都谈过。 记者：这个心理跟艾滋病有关系吗？ 高耀洁：有关系。 记者：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高耀洁：穷怕了，想挣钱。 记者：艾滋病怎么就穷呢？ 高耀洁：艾滋病(患者)又不能劳动，再花钱治病，他不穷啊？艾滋病就是个穷根儿，穷才买血，买血又得艾滋病。 由于艾滋病所导致的贫穷，这里的人们容易变得短视和亲情疏离，即使孤儿的监护人是他们的亲属，也无法保证孤儿们的生活。了解到这些之后，高耀洁决定不再给孤儿们寄钱。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几个孤儿接到郑州自己家里，她想让孩子更多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记者：第一次把这些艾滋孤儿接到家里住的时候，就没影响你家里的生活吗？ 高耀洁：就是儿子吓跑了，怕他得病。 记者：什么情况？ 高耀洁：我儿子去了，说你从哪儿弄几个农村小孩干啥？我说这是艾滋孤儿，他说我给他送走吧，他要万一将来是艾滋病咋办？我说你敢，他跑了。 记者：他怎么评价你帮助艾滋病人这些事呢？ 高耀洁：他说你管他那么多干啥，你能管了吗？ 记者：您为什么听不进去呢？ 高耀洁：我嫌他太自私了，我说你的孩子你咋管这么好？一跑，春节也不来了，那一年春节我最孤单，都不敢来了。为啥？怕，怕沾上艾滋病。 记者：您就不怕？ 高耀洁：不可能传染，我懂艾滋病起码，不可能传染，他怕瞎。 记者：您不怕这些孩子有艾滋病，但是你不怕这些偏见吗？ 高耀洁：我也不怕这偏见，我要扭转他的偏见。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 记者：无知都有哪些表现？ 高耀洁：艾滋病是坏病，丢人病，嫖娼卖淫得的，吸毒注射得的，先给人家戴一个脏帽子。 记者：难道不是吗？ 高耀洁：可是实际上我们的艾滋病(的原因)是血，彻头彻尾的血。我跟你说一个很滑稽的例子，我那本书出来以后，俺一个同学，外汇处处长，我说给你三本，你儿子一本，你闺女一本，你猜他怎么说？我能看你这黄色书啊？你老了你弄这个干啥？艾滋病成了黄色书了，在那儿翻来翻去，最后走的时候把我的书还是放在沙发上走了。 身边人对艾滋病的恐惧让高耀洁倍感伤心，在度过了一个异常冷清的春节之后，高耀洁把几个孤儿送回了家。她明白，把孤儿接到自己家里，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能救助所有的孤儿。在到他们家过春节的几位孤儿中，高闯和高丽是一对姐弟，父母得艾滋病死后，他们俩分别由叔叔和姨妈抚养，但在叔叔和姨妈家，姐弟俩的生活环境仍然十分恶劣，眼看着两个人的生活无法维继，高耀洁开始努力为当时10岁的高闯寻找救助人家。 高耀洁：我给他找的第一家是开封的，是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都聪明一点，派一个人去跟他说话去了。高闯你长大干啥？(高闯说)我长大打工。他知道个啥，他11岁个孩子，你咋不上学？我不是上学的料，回去一学，人家找我了，人家说这个孩子不好好学习，到后来校长又说他又考了13分，那时候没饭吃，他考的分无所谓啊，他没饭吃嘛，他经常迟到，他没饭吃。这是第一家，不行了。我一想，我说也没用，我就领他去查艾滋病。 记者：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查？ 高耀洁：只要说有人要，我就领着他先去抽他的血。 记者：每找一处人家都要查一次？ 高耀洁：啊。 记者：查了没有就没有了，怎么每一次都要查？ 高耀洁：就是没有了嘛，可是你不给他拿来个新的(结果)，他不放心。我领他查艾滋病的时候，碰到一个姓崔的。姓崔的给我找个人家，烟岭县的卖豆腐的卖凉粉的，跟我说你那个小孩给他吧。到后来我想本来孩子都穷，卖凉粉、卖豆腐还是读不了好书，还是穷。我说给过(别人)了，给他搁下了。搁下了以后，这边又打电话，说高闯现在又挨饿了，到他姑家去家去，他姑也不给他饭吃。那咋办呢？到了春节，我走到路上，我碰见一个小董，处长，我给小董的老婆看过不孕症。我说小董，给你个儿子吧？真的？我说真的。你有照片没有，我说有，就跟我上我家，一看高闯那个样儿，虎头虎脑的，我要了，我就要了，那一天你就通知我。我说明天就来，(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俺俩达成合同了走了。明天来了我就打电话找他，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把高闯搂到怀里，带高闯的那个人叫王夏，踢踢高闯的屁股高闯在那儿磕个头，磕个头以后他说咱不兴咱不兴，说我可知道穷人难过，俺姊妹七八十来个，我一直到参军，我没吃过一顿好饱饭，反正很穷。我现在三口人都有工作，我少吃一点，孩子我都供起你上学。高闯喜得捂着嘴一直掉泪在那里。我想这可行了，叫高闯回去吧，迁户口也很容易。可是结果谁知道他的贵夫人又不干了，说他将来要得了艾滋病咋办？我说我心里想你要得了艾滋病咋办？ 经过几次的波折，高闯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山东曹县一户姓陈的人家收养了他，养父母给他改名陈祥鸽，意思是祥吉祥的鸽子一样飞翔。就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放学后的陈祥鸽回家了。由于曹县是高耀洁的老家，按照这里的辈分，祥鸽改叫高耀洁为老姑奶奶。 高耀洁：这是他的床，还有蚊帐，蚊子不咬你了。 祥鸽：薄的啊。 高耀洁：薄的正好的。 祥鸽妈：厚被子嫌厚。 高耀洁：和你在一个屋住的呀？ 祥鸽：俺妈跟俺爸在那边。 高耀洁：哦，你爸你妈。 祥鸽妈：他害怕，在那边。我说你在那边睡，他说我害怕。 高耀洁：长高了长高了，长得有你高了。 祥鸽妈：那有我高了，高多少你看比原来。 高耀洁：明年该上初中了，对不对。 王志：现在家好还是原来家好啊。 祥鸽：现在家好。 王志：现在家好在什么地方呢？ 祥鸽：有饭吃。 王志：怎么帮爸爸妈妈干活的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啊。 记者：孩子刚过来的时候适应吗？ 高耀洁：不适应，他也很谨慎也很害怕，他跟我说了"我生怕不要我了"。这个孩子来到这儿就跟我说扫地、拾鸡蛋，他妈说你不用拾，你学习吧。他说我不，我怕，我怕人家烦我，再不要我了。他不敢懒，他现在熟了。祥鸽认为他这个家，你问他爸，走着唱着歌，唱着走着，走着唱着，他认为就是跟天堂一样。那一天还说，看着他过得紧巴巴的，结果他说跟天堂一样。 记者：养父母怎么管他们呢？管得严不严？ 高耀洁：(他妈对他说)你出去了，你可不敢挨车近了啊，别让车轧着你了，你可别到坑里洗澡，怕淹着你了，村里人说你可有个儿了，再操不完的心了。他们的邻居也说，说方海真有福，姓陈的不断烟火了，这个小孩多好。 高闯变成了陈祥鸽，同高闯一样，经过高耀洁的牵线，一共有六名艾滋孤儿来到曹县，分散在各家抚养，这里也包括高闯的姐姐高丽。在高新庄小学，我们见到了三名在这里上学的孤儿。这些孤儿生活在正常的孩子中间，让人很难看出来哪一个孩子曾经遭受过失去父母的巨大创伤。 记者：你都通过什么方式去帮他们找人家？ 高耀洁：毕竟这山东曹县是我的老家，一说是我来了，不管是穷富，都觉得好像自己的人。 记者：就因为曹县是你的老家，你才把他们送到这儿来？ 高耀洁：对，我才送到这儿来。 记者：为什么不送到别的(地方)呢？ 高耀洁：别的，我要送去，他要是虐待孩子怎么办？他要把孩子真的去卖了怎么办呢？社会很复杂，我不放心。 记者：那给谁不给谁你用什么标准来定呢，给哪家不给哪家？ 高耀洁：第一个得吃起饭，第二个得心地善良，不虐待孩子。 记者：哪样最重要啊，有钱最重要呢还是？ 高耀洁：不，还得孩子能受教育。我觉得钱没有家属家庭的善良重要，他有钱他不叫你吃不也没用吗？他有钱他不叫你读书不也没用吗？现在郑州就有些有钱的，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 记者：都不愿意给。 高耀洁：对。我不愿意(把孩子)给他们。 记者：那你又怎么能保证孩子在这个地方过得好呢？ 高耀洁：你就知道他们这个家庭，他不会虐待孩子。 记者：您都告诉他们是艾滋孤儿吗？ 高耀洁：我跟他们说，但是我也跟他们说孩子绝对没有(艾滋病)，我敢保证，他们说相信我。 记者：他们不害怕吗？ 高耀洁：不害怕。 记者：你怎么解决他们这种疑问呢？ 高耀洁：我跟他们讲，我给他们很多书很多资料。我跟他们讲，艾滋病传播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们的妈妈爸爸都是血传播的，你们又不去输他的血咋会得啊？性传播，孩子都没有性行为，那不会得。吸毒，那更不可能，咱没钱买毒品。 记者：其他的孩子(的生活状况)呢，都很顺利吗？ 高耀洁：其他的孩子也很好。比如说最小的孩子，最小的那个孩子，他今年暑假已经学会查100个数了。他姑家的孩子说你不是俺姐生的，他恼了，他跑到屋里扯着他妈说，妈妈他说我不是你生的。他妈也恼了，他妈说滚蛋别在俺家惹祸。他懂点事了，好像谁生不谁生，亲不亲，他更计较，这个时候。 记者：他可能比一般的孩子还要敏感。 高耀洁：是。 记者：现在这6个孩子，你送到这儿来了以后，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高耀洁：我觉得5个孩子心态都很正常，这个比在孤儿院好得太多了。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送孤儿院呢？ 高耀洁：孤儿院，他有阴影他也有阴影，他互相串联，互相感染。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艾滋病，都是卖血，还都是穷，他不是互相感染吗？可是他在这儿，这周围都是健康孩子，对不对？所以说这在教育上，在成长上，分散抚养，很多人赞成我这个意见。 高耀洁：给你啊。这里头有我给你剪的报纸给你看的。给你个这。我再把这信封给贴好邮票分完啊，再一个人分四个，够写一阵了。现在分点心。你不会写咱不写，咱光吃好吧？我一会儿多分给你一个。给，拿着啊。这是我从郑州拿来的，这个盒也给你，你也拿回去好吧。再多给你两个。这个给朱清寒。(还到她那去？)都见见他们想。 孩子的成长让高耀洁十分欣慰，但还有更多艾滋孤儿的命运牵挂着高耀洁老人的心。 高耀洁：有时候我这样想的，像这样的人像陈原军，他买药吃，他跟我要钱，他老婆也死了他也死了。最后一次见他是2002年3月30号，领着个孩子(说)高老师我死了(以后)，你把蒙蒙给我养起来，我死了到阴间以后，我感谢你，就这样。可是结果的话，我真的给他找着地方了，找着地方了衣裳也换了，孩子也洗澡了。可是突然间他说我得回去叫孩子迁个户口，他怕人家不要他孩子了，我给他妈烧烧纸，叫跟他妈说说，我给你蒙蒙弄到郑州了，你放心吧，我也快死了。3月31号，陈原军走了，到家第二天就不会说话了。4月10号陈原军都直舌了跟我说，你跟那个苏老师说可别要别人的孩子，要我的，要我的，就这样，要他的。到了5月14号陈原军死了，孩子也没弄来。后来我又追这个孩子去了，他婶子跟我要4千块钱，就这样，现在还在文楼村里头孩子。他们制造谣言，爱让别人不要往山东再走。 记者：那您怕别人说你闲话吗？ 高耀洁：我不怕。 记者：那您为什么还坚持做？ 高耀洁：要都不坚持做怎么办呀 记者：你不做自然会有人做。 高耀洁：是有人做，还有人得了很大荣誉，不是那个样子啊，谁发现那么多孩子呀。我觉得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很卑鄙。 在高耀洁家客厅的醒目位置，挂着她和一些艾滋孤儿的照片，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这位76岁的老人宁愿和老伴过着清贫的生活。 记者：您做这些这事，您自己的生活受影响吗？ 高耀洁：不受影响，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原来是我当家，叫我把钱花，花得俺俩手里没钱了，老头恼了，老头当家，老头把我们两个工资，4千多块都领了，每月给我送七百块钱，让我零花。 记者：你自己开销(多少)？ 高耀洁：我自己开销很小，我自己开销有200块钱就够了。 记者：200块钱怎么可能够呢？ 高耀洁：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好多东西都不能吃，点心不能吃，所以我饮食很简单。我的衣裳我没买过，都是儿媳妇买，儿媳妇买不会跟我要钱。她嫌我衣服不好，妈你看你穿的，她跑街上去买。 记者：您是自己不喜欢好衣服，还是舍不得去花钱？ 高耀洁：我到这个年龄了，我要衣服干啥？人活七十不称夭寿，我现在七十有余了。 记者：那花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高耀洁：都扔了，都这样扔了。 记者：他们都是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亲戚关系的人 高耀洁：没有血缘，没有血缘。我不是从这儿出发，我是从整个社会上出发。我得奖了，"健康人权"奖，两万美金来了，还给我一万一共三万美金。我大闺女的儿子找我，三天两头找我，经常找我，(说)姥姥咱买个车吧，你坐着我开着，我说你滚，我才不买呢。 记者：你跟他怎那说？ 高耀洁：我说你滚！叫他滚呢！ 记者：为什么呢？买个车那也不错啊。 高耀洁：买个车。人家都吃不饱你买个车你能出去吗？你需要出去时候你不会花钱坐车？我这钱还要干大事的啊。我印了三万本书，光我那个小报我都印了多少了，我印了五十多万了呀。现在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家对艾滋病不了解，不是我需要坐车。 记者：老伴支持你的这种救助行为吗？ 高耀洁：老伴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不支持。 记者：为什么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不支持？ 高耀洁：比如说我们要买个啥东西，我们没钱了，老伴就说，钱都叫你花了，你要是有正业的话，你就搞你的妇产科的话，瞧咱俩多有钱。 记者：会有这么有钱吗？ 高耀洁：我是大夫，我光挂号费就是12块，另外就是专家提成，提成费也就有一个月几千。 记者：你为什么放着这种好日子不过，非这样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为了自己，应该为着更多人。天要生我必有用，一个猫头鹰生到世上，它要吃老鼠，一个蜻蜓它要吃蚊子，何况人呢？ 记者：现在像您这样去帮助这些艾滋孤儿的人，不多，您不感觉到孤独吗？ 高耀洁：我不感觉孤独，我想这将来大家都会理解这些孩子，可是这些孩子还就在这几年，都是十几岁，你再晚个十年八年就太晚了，教育嘛，现在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学龄。都是到二十多岁上学不也晚了嘛？他的心理状态现在你给他纠正不了将来也晚了。所以现在还是刻不容缓的事。 记者：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 高耀洁：我现在怎么做？第一个，我要继续宣传，我还要再写书，叫大家知道艾滋病是怎样一回事，让大家知道怎样预防，艾滋病并不是那么可怕，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孤儿的三个问题，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这是我今后要做的东西。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是说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这个总比那个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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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人最需要什么？答案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我们的社会现在基本上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艾滋病就是一种病，得艾滋病并不意味着道德败坏、灵魂肮脏。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会歧视艾滋病人，但如何关爱艾滋病人，如何与艾滋病人共存共处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什么事都怕一阵风。贵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北京婚礼在喧嚣了一阵之后，突然宣布取消。很难否认，社会在一瞬间所给予的极度关注就是导致婚礼夭折的直接原因。婚礼的夭折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这种在瞬间爆发的关爱和宽容是否真实的？它是否带有某种猎奇、偏见甚至功利的色彩？因此，它是否注定了无法持久？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对于媒体、官方机构或社会团 艾滋病人最需要什么？答案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我们的社会现在基本上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艾滋病就是一种病，得艾滋病并不意味着道德败坏、灵魂肮脏。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会歧视艾滋病人，但如何关爱艾滋病人，如何与艾滋病人共存共处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说到底，大多数人还是把艾滋病人视为异己，认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即便不存在歧视，也会在相处中表现出过分的同情、怜悯，甚至敬而远之。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艾滋病人选择了隐瞒真相，甚至放弃治疗。对艾滋病患者而言，公布病情就意味着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对于其他人，隐瞒真相却意味着更大的危险。 究竟是谁剥夺了艾滋病人生活的权利？答案就是无知。世人皆知艾滋病可怕，但它的传播途径非常有限，正常的生活接触不可能传播艾滋病，对此普通老百姓却知之甚少。官方机构和媒体都应该反思，我们的宣传教育要教给人们知识而不是害怕。事实已经证明，民间的恐惧并不能阻止艾滋病的蔓延。艾滋病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法制的欠缺却让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愿望和选择是否恰当。比如贵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的愿望，需要在卫生部门的支持和媒体的推动下才能实现，当事人的无助和无知代表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状态。所以，社会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树立几个典型，而是以统一的制度赋予所有艾滋病患者相同的权利。 “Live，Let Liv e”，这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的英语原文。去掉所有华丽的词藻，我们可以作最简单的理解———“去生活”，这是对所有艾滋病患者和非艾滋病患者的祝福，祝福大家享受想要的生活。所以，别把艾滋病日当作一场秀，让我们认认真真地为“共享生命”做些事情。本报评论员王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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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于2001年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至2005年)》中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预期目标———到2005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显而易见，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现状与上述目标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政策法律环境还存在着许多不利于艾滋病防治的因素… 艾滋病防治的政策法律亟待改善 本报记者杜海岚 我国已处在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前沿 今年我国没有公布新的艾滋病疫情统计数据，但据来自各地的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9月，江西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激增，新增人数达到了前10年总数的一半，预测将超过1万人；同期，深圳市新增感染者250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6%，较去年全年增长了30.9%；浙江省截至11月22日，今年已检测报告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46例，较去年同期上升了79.56%；黑龙江省截至今年10月底新增感染者56人，总数为148人；安徽省也逐年上升，目前总数已达2256例；河南省经过对有既往卖血史人群的普查，重新确认感染者为25036例，较普查前的6524例增加了近两万例；云南省的最新统计为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已超过8万人…… 今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高达310万，比去年增加了20万人，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目前，全世界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总数约为3940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60万人。 截至去年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近84万人，居亚洲第2位，全球第14位，年增长速度已达40%。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是：局部地区已经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多数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说，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前沿。 打击违法行为和防艾行为干预的政策如何协调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于2001年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至2005年)》中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预期目标———到2005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显而易见，我国艾滋病流行的现状与上述目标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政策法律环境还存在着许多不利于艾滋病防治的因素。 自从1985年艾滋病传入我国以来，我国颁布了许多涉及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据统计有三百多件，另外还有18个省、直辖市和大城市制定了艾滋病防治或与此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但是由于一方面缺少效力更高的艾滋病防治专门法律，另一方面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又存在相互矛盾、彼此抵触的地方，致使艾滋病防治工作不能有效开展。 这些相互矛盾、彼此抵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提倡开展行为干预与打击卖淫、嫖娼、吸毒等违法行为的关系上。这就是即肯定在高危人群中实施行为干预，对控制艾滋病经性接触和经静脉吸毒传播的作用，同时又强调要对卖淫、嫖娼、吸毒人员进行严厉打击。在严厉打击的环境下，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措施很难被这些打击对象所接受，行为干预措施也很难落到实处。 据报道，已开诊38天的北京市潘家园社区为静脉吸毒者建立的针具交换室没有等来一个针具交换者。为什么？因为吸毒者担心现身针具交换室会引来警方的调查甚至抓捕。要让静脉注射吸毒者从防艾工作者手里交换清洁针具，就意味着他要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吸毒者，要承受各种社会谴责和被抓的危险。制定打击违法行为和开展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协调政策，关键是要能够认可参加针具交换的吸毒人员的安全注射毒品行为，确保吸毒人员不会因交换清洁针具而被抓捕及相关信息不被作为进一步追查的线索。 普遍的社会歧视无所不在 卫生部日前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人普遍存在着歧视与恐惧心理。恐惧源于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和它的高致死率。产生歧视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恐惧怕被传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至今人们仍然把艾滋病与吸毒、性乱等不良行为相联系，当人们知道某人感染了艾滋病，心里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他是怎么得的？如果是因为输血而感染人们就会觉得他很无辜，给予他无限的同情，如若不然就觉得他是咎由自取。 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无所不在，有时发生在不经意间却显得根深蒂固。 一位来自香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内地某医院就诊时，主动告诉护士让她注射时戴上手套保护好自己，因为他是感染者。护士听后立刻通知医生，全院如临大敌，并不再为他提供治疗。这位感染者说，我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多年，在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他表示以后再也不会暴露自己的染病情况了。由于社会的恐惧、歧视导致感染者隐瞒病情，对防治艾滋病没有任何益处。 每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现身荧屏和报端时，人们常常被告知他是因输血感染的。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这明显是对因吸毒和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者的排斥，它给公众的暗示是关爱应该给予那些无辜者。在社会的歧视目光下，那些所谓的高危行为人士怎么会配合艾滋病防治工作呢？ 去年以来，媒体多次报道过公安机关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犯罪嫌疑人开设独立囚室的新闻。人们可以看到公安人员身穿隔离衣、戴着口罩在看守着人犯。用得着吗？不用说这种防范措施是错误的，就是隔离关押也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在传递错误的信息，也是歧视的一种表现。 保持现有的政策法律感染者到2010年可能是1100万 北京信息和控制研究所专家组在一项“政策和法律环境对艾滋病在我国传播影响的模拟”课题研究中预测：如果保持现有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到2010年(《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至2010年)》的目标是到2010年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我国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100万人；如果现有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得到逐步改善。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降至590万；如果现有的艾滋病政策法律环境能够得到快速改善，累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希望可以控制在251万以内。 专家们认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涉及到政治、法律、政策、宗教、道德、观念以及体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的范畴，一些预防一般传染病的有效办法，不能满足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需要。降低艾滋病流行的关键是要减少可能导致艾滋病流行的各种不安全行为，而要减少人们的不安全行为，需要营造出一个适宜落实艾滋病防治措施的政策法律环境。 政策法律环境有望得到改善 今年以来，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力度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加快了改善政策法律环境的工作进程。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将艾滋病从原来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改为按乙类管理，这就意味着对于艾滋病病人不再需要隔离治疗了，这是在艾滋病认识上的一大转变、管理上的一大进步。过去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于艾滋病病人应予以隔离治疗。拒绝隔离治疗的，公安部门可以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措施。一直以来该项规定备受社会争议，从医学角度看，艾滋病传播途径有限且潜伏期很长，隔离治疗完全没有必要，这实际上就是隔离了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生活。这条法律的修订不仅可以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而且可以消除由恐惧带来的歧视。 8月20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艾滋病防治问题的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该条例将于12月1日实施)。该条例原名《江苏省艾滋病性病防治条例》，但在审议时，有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艾滋病防治与性病防治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考虑到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议仅就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单项立法，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采纳了委员们的建议，遂将条例更名。条例强调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行为干预、实行社会综合治理的方针。特别在防治干预措施上，借鉴了国际上防治艾滋病的成熟做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广安全套；二是逐步推广对吸毒人员的医用针具市场营销和药品维持治疗。条例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人及病毒感染者及其亲属；不得侵犯其依法享有的获得医疗服务、劳动就业、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等合法权利。艾滋病人及病毒感染者可以结婚，但要履行告知对方病情的义务并接受医疗保健机构的医学指导。条例还明确了艾滋病人及病毒感染者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强化了政府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管理职责。 《江苏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将艾滋病防治措施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病人的权利义务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预防控制艾滋病在江苏省的传播和流行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认为，该条例是对依法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个有益的立法尝试，对各地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制定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条例都有极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郝阳透露，目前卫生部正在起草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该条例将保护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合法权益，全面肯定各项艾滋病行为干预措施，规定推广使用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维持疗法等。同时他也表示，条例制定进程中仍存在较大争议，比如对监所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否应隔离看管等问题。该条例已经列入明年国务院的立法计划。我们期待着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及社会环境的迅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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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防治艾滋病电视电话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我国实际掌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例低，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些地方担心报告疫情上升会影响政绩，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不愿广泛开展检测工作，个别地方甚至不愿如实报告疫情… 在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艾滋病电视电话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我国实际掌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例低，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些地方担心报告疫情上升会影响政绩，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不愿广泛开展检测工作，个别地方甚至不愿如实报告疫情。 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35630人，与估计存在的感染者人数84万人相差较大，给落实防治政策措施，控制艾滋病传播造成很大困难。 王陇德说，造成实际掌握的感染者比例低的原因还有，一是多数地区监测面太小；二是许多有高危行为的人员不愿接受检测；三是对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等检测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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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农民工中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艾办)、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决定在2005年12月到2010年12月五年期间，在全国农民工流入和流出较多的城乡联合实施“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 为在农民工中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艾办)、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决定在2005年12月到2010年12月五年期间，在全国农民工流入和流出较多的城乡联合实施“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 据介绍，工程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力度，将实施此项工程作为一项人民健康工程，纳入各地艾滋病防治总体规划，建立协调工作机制，保障开展工作必要的经费。各级艾滋病防治领导协调机构、宣传、卫生、农业、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人口计生、工商部门及工会、团委、妇联、工商联组织要明确专人负责，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团结协作。各地艾滋病防治领导协调机构要组织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工程实施的指导和督查，及时通报活动开展情况，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推广工作经验，保证工程目标和任务的如期完成。 据介绍，我国目前有1.2亿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将要转移到城镇，他们大都为青壮年，由于生理、心理和卫生知识缺乏等因素，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有些地区还存在共用注射器吸毒现象，这些因素将会造成 艾滋病 等其它传染病的传播。 据了解，这次工程的目标是提高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程度，到2006年底知晓率达65%以上，2010年底达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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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刘康迈今天在此间称,中国如不能采取有效干预行动控制艾滋病传播,预计到二0一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可能达到一千二百万…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刘康迈今天在此间称,中国如不能采取有效干预行动控制艾滋病传播,预计到二0一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可能达到一千二百万。 据介绍，自从一九八五年中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历迄今，中国约有一百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年来增长幅度超过百分之三十，大大高于国家制定的百分之十的控制目标。中 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中国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 刘康迈今天在北京举行的“艾滋病对中国工作场所的影响与对策研讨会”上说，目前中国艾滋病流行具有三大特点：首先，流行范围广。目前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均有病例报告，部分省区已从区域的个别县市向全区域蔓延。 其次，经性渠道传播比例增长较快。全国经性途径传播比例逐年增长，统计表明，其比例从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五点五上升到二00二年的百分之十点九。 第三，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职业大多以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今天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目前尚处在艾滋病的低流行与局部地区高流行阶段，但艾滋病作为工作场所问题在中国日渐突出。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预测，中国工作场所因艾滋病年死亡人数二00五年将达到五点三万人，而一九九五年的数字为一点八万人。随着艾滋病流行进入增长期，其对行业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必将进一步加大。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AdrianaGomez女士今天表示，乐于看到中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传播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她同时表示,全亚洲人都须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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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艾滋病感染者总数排在亚洲第4位，全球第17位。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艾滋病感染者估计数测算得出的结果。专家预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到今年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百万，2010年超过千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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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研究所一项基因研究课题日前得出结论：我国人群属于艾滋病易感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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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在今天的一个学术报告上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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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日历年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