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胡鞍钢博士访谈录

　　[相关链接：在笔者两次访问胡鞍钢先生的印象中，应该说，胡鞍钢不但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当代知识分子。倘若用一句哲学术语来说，他的人文关怀意识和情结尤为浓厚。在与胡鞍钢先生的交谈时，你不仅能获得多方面的新信息新观点，而且也会被他溢于言表的忧国忧民之情所深深感动。在他的著作和研究报告中，对于占了中国土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不发达地区、占了中国人口相当大比重的弱势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诚心竭力地为不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尽快走上致富之路出谋献计。笔者此次访问他时，就是他不顾身患疾病和工作劳累，坚持出席在合肥举行的中部六省学者研究中部崛起问题的学术会议，认真听取记录大家的讨论，并作了长篇发言。当笔者在他回到房间后赶去访问他时，显然他已是非常疲劳了，但得知笔者来意后，仍然打起精神接受了访谈。最后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着实刻骨铭心，至今记忆犹新。这句话是：不发达地区和不富裕群众在中国是一个 “ 绝大多数 ” 的问题，也是中国国情和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问题，我们不去关心、不去设法解决，那么还有什么学术良心可言呢？ ]

　　人类社会即将跨入21世纪，而对中国经济来说正当 “ 十五 ” 时期即将来临。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一个新世纪的开局状况对于该世纪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在我国经济地理上，东、中、西部地区三大板块发展不平衡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尤其是中部地区近年来出现的被人们称之为 “ 中部塌陷 ” 的窘境，足令中部地区各省区忧患意识陡升。面临即将到来的 “ 十五 ” 发展时期，如何在此新世纪开局时期加快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成了中部地区经济学者专家们备加关注的焦点。 1999年9月中旬，皖、晋、豫、赣、湘、鄂中部区域六省的学者在合肥举行研讨会，讨论 “ 十五 ” 中部地区发展战略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钢应邀与会。会议期间，笔者专访了胡鞍钢博士。

　　宋：您可能已经听到过 “ 中部塌陷 ” 的说法，您也能理解中部地区的经经济学者专家们心急如焚的心情。在这次研讨会上，大家对于 “ 十五 ” 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走向，一致的共识是加快发展。但这一地区又是欠发达地区，目前的经济运行状态和区域竞争态势都几乎可谓严峻，压力较以往是大为增加了。对此您怎么看呢？

　　胡：的确，现时中部地区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从近年来中部各省区的统计资料看，GDP增长率普遍回落，这是很紧迫的现实问题。（二）农产品供大于求。中部地区作为农产品供应主产区，随着农业在全国GDP中比重减小和贡献率下降，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减小。如果进入了WTO，因为中部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同国外比也没有优势。（三）原煤等能源产品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以累计最高峰到去年全国下降了9个百分点。原来设想，2000年，需要14亿吨标准煤，而现在只需11亿吨。这种变化，让人措手不及。（四）如果进入WTO后，原材料包括汽车制造业所受冲击非常大。这四点就是大家所概括出的中部地区产业的劣势。以前，我们讨论的是优势，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的，很少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而需求的变化是莫测的。以上表明了中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主要是：第一、中部地区农业比重过高，高于全国平均数。而且我发现农民收入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提高，是由于农业占GDP比重从1985年到1998年，无论按现价，还是按不变价计算，都下降了10-11个百分点。第二，初级产品比重太高，附加值太低。第三、轻工业比重太低，而轻工业中，农产品及原材料加工占了75%，这样既容易受市场波动，也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波动。这样，轻工业发展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很难适应供求两方面的影响。这表明中部这种资源导向性、附加价值低、初级产品比重高的这种产业结构易受伤害性强，虽然供给能力非常强，但一旦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这种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产业结构会导致 “ 计划赶不上变化 ” 。而且，从国内的外部挑战来看，中部地区同东部及全国其他先进省区的 GDP实际上在1978年到1991年间的相对差距是下降的，但是90年代以后发生逆转，相对差距扩大了。看来， “ 十五 ” 期间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果一味地追求缩小人均 GDP的差距，对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区来说恐怕不现实。

　　宋：这样说来，以追求缩小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为目标，对于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区是不恰当的选择。事实上，有的地方前些年提出在人均GDP指标上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甚至提出 “ 赶超 ” 的口号，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发现，这种差距非但没能缩小，反而是扩大了，至于赶超更是未能成为现实。那么，中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应该如何选择呢？

　　胡：在我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同时并存着另外一种现象，这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一些指标的区域差距实际上是在缩小的。那么能不能考虑，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着力于进一步缩小社会发展的差距。社会发展差距的缩小实质上是富民，因为社会发展的福利可以覆盖社会的每个成员，而人均GDP差距缩小则未必达到这一点。缩小社会发展差距一定要使农民受益，一定要使他们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到位。我认为这不仅能够做到，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第二个考虑，是缩小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这既是缩小人均GDP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包括缩小全国所有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在实行分税制之前，这种差距实际上是缩小的，但在分税制之后，这种指标是上升的，这就没有达到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了。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有两种口径，一是窄口径，即财政部的小口袋，一是大口径，包括投资方向。我认为无论大口径，还是小口径，都应该朝着缩小人均财政支出差距的方向来发展。我认为缩小这种差距对中西部省份更实惠。缩小社会差距是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缩小财政支出差距是维持政府最起码的运作；以此可以看出，我们缩小差距新的追赶战略的目的不在于缩小人均GDP，而核心是富民为本、富民优先。

　　宋：这应该说是富有新意的战略思路。研究和制定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涉及到区域经济及产业定位问题。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中，中部省区的定位无非是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能源生产和输出基地、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基地。正如您刚才所说，现在观测，这种定位狭隘、低级，也无比较优势可言，显然是未来发展所不足取的，因此必须作战略性调整。很想听到您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胡：应该认识到，中部地区发展条件不乏有利之处，加快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尤其是现在可以做一些过去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至于中部产业调整发展，我想提出这么几点建议。

　　开发型的产业战略转向以市场需求的，以吸引内外资的市场导向战略。在传统体制时期，中部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一直基本上以资源为导向来选择产业。资源导向型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模式，基本思路还是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资源。而市场导向恰恰相反。所以，主要还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通过资源换资金，市场换投资，其实向中央要政策有时比要投资更有效益。凡是竞争性产业，凡是与民争利的事，政府不要去干，让给市场。其实，电力、能源也不是公共物品，至少不是纯的公共物品，是竞争性产品，作为后发达国家、政府前期是要以予以支持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尤其是过剩阶段，政府就应该撤离。今后这些领域，应该鼓励私人投资、外国人投资。国家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变到补贴投资，使国家的钱提高其杠杆效用。一些建成的电厂、化工厂、冶炼厂可以考虑拍卖。我国现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幅度下降，其中内部原因之一是我们吸引外资的方式同国际潮流刚好不一致。国际上外国直接投资的60%以上是用于破产、兼并、重组，在美国超过70%。我们现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应该转到这一点上来，鼓励外资来兼并，将这些厂该出售的出售，不要拘泥于股权是49%还是59%。我并不认为这些竞争性产品是命脉。我认为在 “ 十五 ” 期间，中国将大规模地利用国际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在这种趋势下，中部地区一些目前在建的或已建成的高污染的火电厂及一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战略调整。中晚期的石油资源应该要进行战略性保护性开发。

　　另外，政府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上，目前中部地区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是优秀企业家，政府应该创造环境让企业家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要创造环境吸引国内外的投资。世界100强企业中有59家已进入上海，我认为中部地区之所以没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水平低下，因为跨国公司的大投资、大产业是要求在功能较为完善的大中城市布局的。中部地区加快城镇发展时，应当把这种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点不在于小城镇，而在于大中城市。我想有这么几个问题在发展战略上应该充分考虑，一是中部城市化水平低，二是所谓的大城市不大，三是能不能加快50-100万人口中等城市的数量，四是户籍制问题能不能有所突破，五是如何使得若干个以资源立市的城市进行转型。由此，改善中部地区目前城市状况和投资环境状况。

　　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吸收外资、扩大就业容量。服务业主要不能靠政府投资。关键还在于开放市场。市场开放的核心问题就是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世界未来将有四大新兴产业，即：信息和电信业、金融保险证券业、健康医疗和医药业以及旅游产业。中部未来选择产业要符合世界潮流，因为这些产业的基本点都是面向人的。我们现在发展经济总是面向物的，面向人的产业其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此外，中部地区要加快争取金融、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权。要关注在国外发展迅速的职业性服务业，如会计、审计、工艺设计、服装设计、咨询业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继续加强基础设施产业，这对于中部地区无疑是极其必要的。改善投资环境、产业发展条件，增强防御水旱风沙灾害能力，优化生活居住环境，都离不开加强基础设施产业。这里的核心或难点问题是融资渠道问题。中部省区普遍存在政府财力不足，并且不能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投资的倾斜，因此必须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我认为，基础设施也具有竞争性，比如现在在建的首都机场就完全可以拍卖和租赁，中部地区架桥修路也可以吸收外资、民间资本参与，还可以用经营权换投资。总之，要改变过去那种完全由政府投资、生产、提供基础设施产品的态势，政府提供一个融资环境和担保可能比直接投资更有效。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要联手搞，改变过去那种囿于行政区划各自为阵、缺乏合作投资主动性、坐等国家拿钱而使许多跨区域基础设施迟迟不能建设的僵局。

　　建立区域性市场，这也是中部地区应当着手必做之事。中部地区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内分工，从目前来看，首先还要对内开放，能不能形成一个统一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对中部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另外还要考虑到面向东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要比中部领先十多年，中部地区发展所需要的人、财、物流和技术、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将要由东部的转移、扩散、辐射而来，因此中部的开放，其重点之一是对东部的开放。其次，中部各省必需考虑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和市场，避免因产业和市场的同构化而削弱了合作范围。

　　宋：谢谢您谈了这么多好主意。您提出的 “ 富民为本，社会发展优先 ” 战略观点及战略对策，想必会给我们大家颇多的深刻启示。

(本网特约撰稿人:宋宏)